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心雕龙》研究，历经百余年，在刘勰身世探究、版本考辨、文字校勘、词语训诂、文本翻译、理论思想阐释诸方面，均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尤其是名家经典之作，迄今仍启人心智。《文心雕龙》之为学，俨然“根柢盘深，枝叶峻茂”¹，持续激发学界探索热情，“后进追取而非晚”²，相关论著宛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姑举近期之例以明之：2023年8月8-9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庆祝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学会第十七次年会”，预会专家学者170余名，参会论文130余篇；令人瞩目者，在于会议开幕式安排了“‘龙学’前沿书系”首发式，并设分会场开展专题讨论³。该书系是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中期系列成果，是国内外第一套“龙学”专题丛书，共10种著作，集中展示了新世纪“龙学”之创获。借此一端，或可感知“龙学”发展代有传承、生生不息之势。

学无止境，“龙学”研究有具体对象与范畴，至于如何开拓创新，仍有待继续不断之努力。诚如戚良德教授所言：“自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至今，龙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笔者统计，四十年间，国内出版龙学著作超过600种，发表论文近万篇。但也正因如此，《文心雕龙》研究如何避免炒冷饭，如何在充分吸收已有丰富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为新时代龙学面临的迫切问题……新时代龙学的进路仍然是值得期待的。”⁴这令人想起张少康先生在新世纪伊始提出的学术展望：“目前研究《文心雕龙》很难有新的突破。近年来虽然研究著作和论文很多，但是多数在学术水平上比较一般，并且无意义的重复研究很多。特别是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基本文学理论问题和概念范畴的研究，有深度的著作确实是太少了，新发现的有价值资料也不多。所以，如何使《文心雕龙》研究走出现阶段的低谷，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总结《文心雕龙》研究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一些薄弱点上投入大量的研究力量，同时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心雕龙》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⁵近日拜读少康先生新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以下简称“《注订语译》”），受益良多。限于学识、时间及篇幅，兹以该书《原道》篇大义阐释为例，管中窥豹，谨缀辑学习札记以为文，刍言芹意，祈方家教正。

刘勰《序志》篇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⁶可见整部《文心雕龙》理论之“本”皆基于《原道》篇，如何理解此“道”内涵，必影响读者对刘勰理论体系思想倾向之把握；确切阐释刘勰之“道”，自然成为《文心雕龙》研究之“枢纽”与重点。试以戚良德教授编《文心雕龙分类索引》为参照，大体可见此一情势：“《文心雕龙》枢纽论”部分所列论文数目总427条（编号1243-1670），除去“概论”类论文38条（编号1243-1281），关于《文心雕龙》前五篇论文总篇目计389条，其中《原道》篇研究论文172条（编号1282-1454），占比最高，为44.21%⁷。学界对于《原道》篇之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一般而言，学术重点同时也是学术疑难点。譬如《原道》作为《文心雕龙》全书开宗明义之章，篇首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究竟如何理解，即意见歧出⁸；至于《原道》之“道”，因涉及刘勰思想之根本、《文心雕龙》全书之关键，要旨阐释更是异解纷杂。《文心雕龙学综览》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归纳总结了《原道》篇研究的四项主要内容、十种不同观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研究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一、‘道’的性质，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论是否存在矛盾混乱现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其中关于“‘道’的性质主要有下列十种观点：一、儒道说；二、自然之道说；三、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说；四、自然之道与‘儒道’不矛盾说；五、从论文角度标举自然之道说；六、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理念或绝对精神；七、哲学上的二元论；八，道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说；十、‘道’是刘勰自成一家之论。”⁹这些研究成果之主体，多为中国内地学者；放眼台湾、香港地区，学界在回顾《文心雕龙》研究史时，同样瞩目于此。譬如陈国球《香港〈文心雕龙〉研究概况》一文，述及饶宗颐、石垒、黄继持、潘重规、陈耀南等学者研究成果，首先涉及的就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思想基础，而“有关《文心雕龙》主导思想的讨论，往往建基于书中《原道》一篇的诠释”10。另有论者在总结二十世纪香港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成果时，也特别指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香港近50年来古代文论领域受到关注最大、成果最丰的一块园地。香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是由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而带动起来的”，而“对《文心》文艺思想的基础、其所原之‘道’的依归的阐释，是香港《文心》研究的第一个重点”¹¹。又如，刘渼梳理台湾“《文心雕龙》学”之历程与成就，也指出：“台湾《文心雕龙》研究越来越注重概念、术语、范畴的研究，对较重要论题都有系列专门讨论，如原道、文体……”“由于学者多从《原道》篇的‘道’字来把握《文心》全书的主导思想或文学起源，故对‘道’字有相当多的讨论，早在六、七〇年代，台湾、香港、大陆等地都很重视此一论题。”¹²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方探讨，意见多端，“固知台湾学者对‘道’的看法并不统一，有哲学本体的道、有天道自己如此，有宇宙的规律法则，有自然现象的体现，有根据《易传》形而上与形而下来调和儒释道的，有从‘太极’立论的等等，虽如此，大多数学者都赞同《原道》篇的‘道’，并非单纯的道家、儒家或佛家等一家之道”¹³；二是研究形式多样化，“学者对《原道》篇的重视可从四个方面得见：一是各家校注多有此篇；二是对此篇‘道’的专门讨论；三是阐发此篇的美学意蕴；四是从‘典律’观念加以析论”，“此篇校注释义有六家七篇，居全书各篇之最”¹⁴。在“汉学”称盛的日本“龙学”界，著名学者“如户田浩晓、兴膳宏、安东谅等，对‘原道’问题也有不少论述”¹⁵。兴膳宏《〈文心雕龙〉研究在日本》有云：“吉川幸次郎的学生高桥和巳（1931-1971）写过《〈文心雕龙〉文学论的基础概念之探讨》（1955年，《中国文学报》第3期）……目加田诚门下的林田慎之助也从事六朝文学批评研究，发表了《〈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各种问题》（1967年，《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9期），对《原道篇》为中心的刘勰的文学原理论进行探讨。”¹⁶因此，牟世金先生认为：“只要搞清了‘文之枢纽’和刘勰的基本文学观点，全书的理论体系以及所评论的种种具体问题，就有了依据而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但这是历来研究中分歧较多、困难较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刘勰的‘原道’观，既居《文心雕龙》之首位，存在的问题也更多。我曾提到过这样的看法：‘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若不知“原道”之“道”为何物，便无“龙学”可言。’此说无非强调，‘原道’问题虽然复杂，却是研究《文心雕龙》必须首先搞清的问题。”¹⁷

以上不惮辞费，援引相关文献资料、学界评述，或有助于说明：刘勰《原道》论作为《文心雕龙》全书之关键，虽备受关注、群力探讨，但迄今仍难见庐山真面目，鲜少能够清晰勾勒、描述此“道”基本要义者。从整体倾向来看，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于刘勰“原道”观的认识，应该说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譬如，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大体分界线，则有如下新变：此前虽然也存在各种观点，但有一种基本倾向，就是“主张属道家之道者本来不多”，而以为“《原道》 中的‘道’为儒道”¹⁸者相对占据主流地位；“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主张《原道》之‘道’为老庄自然之道的比较多，这是和强调老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影响之思潮有关的。但是，在纷纭复杂的争论中，趋向于承认刘勰的‘道’兼有有儒、释、道、玄多种因素影响的比较多，然而，究竟哪种占主导地位，则各家看法就很不同了”¹⁹。学术态势之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争议，属于正常现象，多方探讨，各有相应之意义，也是学术研究逐步进展之表现。不过，综观刘勰“原道”思想研究概况，毋庸讳言，如下两种学术思维误区似无助于“龙学”研究更上层楼。

第一，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

张少康先生曾经指出：“学术界关于刘勰的‘道’到底是什么‘道’的争议中，有的认为是老庄‘自然之道’，有的认为是儒家之‘道’，有的认为是佛家之‘道’。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也都有绝对化的偏向。”²⁰“ 绝对化的偏向”接近于二元对立思维，往往倾向于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难以仔细辨析刘勰《原道》篇乃至《文心雕龙》全书思想来源的多元性特点，更难以透过现象，领会各种思想在终极意义上、发展过程中交相会通之处。这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有多方面的表现，而比较典型者有两类：

第一类是受到“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简单化倾向，用惟心、惟物来贴标签”²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此一研究思维方式明显影响了刘勰《原道》思想之探讨，难以纵深发展。王运熙先生曾指出：“关于《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思想倾向，目前研究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道指规律，因而其思想倾向是唯物的，有的则认为道指精补实体，因而是唯心的等等。”²²事过境迁，回首省思，难免心生疑惑：区分刘勰思想究竟“唯物”抑或“唯心”，其学术意义何在？倘结合《文心雕龙》实际，可知“唯物/唯心”，拘执任何一说，皆无法概括刘勰思想特点，因为就写作主体而言，原本就是“心/物”合一：“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²³——前者属“物”，后者属“心”，缺一不可，未曾须臾离也；就写作层面言，刘勰讲究“心/物”互动交融：“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²⁴另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即刘勰论“道”、论“文”，每习惯于“三元”思维，如《原道》篇讲“天/地/人”之“三才”“心/言/文”之“自然之道”“道/圣/文”之“旁通而无滞”，《诠赋》篇讲“物/情/词”之“立赋大体”，《神思》篇讲“神/物/辞”“意/思/言”之关联，《体性》篇讲“八体”如何取决于“学/才/气”“气/志/言”，《风骨》篇讲“风/骨/采”三结合之美，《物色》篇讲“感物/写气/属采”之“江山助人”⋯⋯凡斯种种，足以说明：以“唯物/唯心”二元对立思维探讨刘勰“原道”思想内涵、《文心雕龙》理论意义，犹如圆凿方枘，龃龉难入。

另一类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在探寻刘勰“原道”思想渊源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不同思想源头对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既不符合古代思想史实际，也不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实际。譬如，在古代诸子思想演变史上，后来影响甚大的儒、道两家，原本并非水火不相容。来自域外的佛教思想，其思想智慧、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相似、相通者，更何况胡语、梵文经由“华言”翻译，佛典汉译过程已然融入中土观念²⁵。因此，如果将佛典汉译与思想史考察结合起来，虽无妨探究佛教思想与刘勰“原道”论之关系，但不宜偏至地否定其间固有的中土思想影响。反之亦然，刘勰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域外文化风靡社会各阶层的时代，即便如后来韩愈一样奋袖攘臂守护传统之道，也难以避免外来文化风潮之浸染。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心雕龙》原本就是当时中外文化碰撞、交流之产物。譬如佛学擅因明、先秦诸子多好“辩/辨”、《文心雕龙》“体大虑周”，三者之间自有关联²⁶。明乎此，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刘勰思想与佛教之关系，乃合乎学术研究常规之思维。

第二，单向线性的静态思维。

在以往关于刘勰“原道”思想的研究中，常见这样一种思路：为刘勰的思想“认祖归宗”，似乎只有将刘勰纳入某一思想系统或某一学派，方能显示其价值与意义。罗宗强先生曾经指出：“关于《文心雕龙》的枢纽论，历来争论不休……枢纽论的思想归属，亦言人人殊，有认为属儒家，有认为属佛家，更有认为属道家的，莫衷一是。这里有一个史料不足的问题……也还有一个研究进路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进路，视角不同，各视其所视，结论自亦不同。”²⁷所谓“研究进路”，无疑包括研究思维方式问题：无论持何等观点，倘若思考问题、考察文献过程中无法自觉地摆脱、超越“归属”意识，实际上只能各言所言，因为诸论者的思维方式容易限于单一、线性的静态之中，难以双向思考、动态观照——既注意刘勰“原道”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多元关系，又注意刘勰在接受各种思想渊源滋养的同时，如何自出机杼、开拓创新。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同样有悖于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特点，即尚“通变”、贵“折衷”。窃以为刘勰所尊崇之“道”，原本就蕴含着这种随物赋形、即体成势、会通创变的精神²⁸，阐释刘勰“原道”思想内涵，离不开与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与“进路”²⁹。

关于刘勰“原道”思想研究之重要性，张少康先生也曾有非常明确之表述：“《文心雕龙》前五篇是对‘文’的基本性质之论述，故称为‘文之枢纽’。而其中第一篇《原道》则为最重要的核心，是文学的本质与起源及基本特征的论述。”“具体地分析和研究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关于‘文’的本质和起源的论述，探讨它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刘勰的文学思想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打开刘勰文学思想体系大门的一把钥匙。”³⁰新近出版的这部《注订语译》之“写作缘起”亦明言：“《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包含有丰富的理论思想……新注本不是研究论文，不能要求它全面分析书中文学理论思想，但是必须概要指出理论要点，正确阐述和解释理论概念，这往往是很多译注本做得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其实也是较为困难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做一点努力。”³¹作为读者，通观全书，仔细体会，可知这种努力具体表现于有关“龙学”诸多疑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中，宏通之措思，助成学术胜境。关于《原道》篇要义之论述，即典型之例，简要述论如下。

（一）精进不已，超越成说。

张少康先生是当代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研究界卓有建树之名家。此清名之远播，“非是藉秋风”“不托飞驰之势”³²，而是植根于一系列“眼界高而入手实”“兼综博贯”³³“立足现实，借鉴西方，参考古典”³⁴之学术论著，诚所谓“刚健既实，辉光乃新”³⁵者也，“腾声”之因在于“飞实”³⁶。此种学术精神之“辉光”，不仅来自笃实丰赡之文献学养，更与刚健气格以及“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之思想方法、胸襟睿智直接相关³⁷。具体就“龙学”领域而言，张先生于1987年出版《文心雕龙新探——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及其渊源》，即以论析深广、综观通变、融会众说且自出机杼而蜚声海内外，其中关于刘勰《原道》篇思想的阐发，曾刊发于1983年齐鲁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³⁸，自成一家，影响甚广。早期出版的《文心雕龙学综览》所列第四种有关刘勰“原道”观之代表性学者观点，即转述了张少康先生《〈文心雕龙〉的原道论》之主张³⁹。后来出版的张文勋先生《文心雕龙研究史》，在“关于刘勰‘原道’思想的讨论”部分，两次介绍这一篇论文要点⁴⁰。2010年，少康先生出版《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其中论《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亦以《原道》篇为中心⁴¹。这些论析，理据兼备，文本分析与理论观照并重，卓然成一家言。但是，作者并未止于以往结论，而是在反思中超越成说，后出专精，更上层楼。《注订语译·原道》“简析”特别指出∶“我在《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曾说，刘勰的‘道’是以儒家为主而兼通佛、道、玄的。现在看来不是很妥善，需要作一些修改。‘道’在根本原理上是释老的哲理之道，而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乃是对哲理之道的具体运用。所以，从‘文原于道’层面说，文是道的体现，是指释老的哲理之道；而从‘文’功用与写作层面说，则圣人之文乃是典范。文原于道，而又以圣人之文为写作楷模，这样可能更符合实际。”⁴²如此修订，确实“更符合实际”，因为无论刘勰如何推尊孔子、五经，毕竟皆属于学习写作层面的具体楷模与范本，未脱“文术”这一总范畴，是具体的途径；而为文之“道”属于根本原则、基本原理，位居第一层面。从刘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表述中，可见立意核心乃着意于“道”：始于“道”，也终于“道”，是贯穿首尾、占据要津者。这种在关键问题上不断深入思考探索、“人书俱老”⁴³犹精进不已之学术追求，泽及学林，或许比具体的学术观点更能激发晚学后进发愤图强，实无上之功德。这也是笔者学习《注订语译》过程中时常获益之处。

（二）擘肌分理，融会贯通。

综观《原道》研究史，深感难处之一，在于如何清晰地梳理刘勰与诸多思想资源之关系。以往的相关论著，在某一些点上，论说或许不无见地，亦有功于“原道”思想之研究。但是，综合而论，能够全面深入且清晰地探究、勾勒刘勰“道”论之全景者，实不多见，难以给读者呈现一幅思理了然的思维图景，也难以再现刘勰“道”论的整体脉络。牟世金先生曾经指出，“近世诸家论道，所费笔墨虽多，但不出儒道、老庄之道、自然之道和精神、理念数解”，由于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思考欠周密圆通，结果是“诸家之说虽千变万变，各道其所道之‘道’”“必然是讲得虽多而无益的”⁴⁴。因此，在《原道》篇研究领域，优秀的学术成果，持论容有分歧，但需具备一些共同特质，如尊重文本、据实而书；动态考察、力避偏解；思理明晰、博观圆照。《注订语译》关于刘勰“原道”思想之剖析，优胜之处，恰在于此。

《注订语译·原道》之“简析”，字数约五千余，虽非专题论文，但由于作者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先秦诸子文艺思想以及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相关重要个案研究上积累深厚，加以持续不断思考与提炼，日久功深，故能高屋建瓴，由博返约，提纲挈领，深中肯綮。为便于论析，谨依其行文先后，将作者“简析”思路与要点胪列于下：

1、刘勰所说的“道之文”的“道”，从根本上说和老庄的“自然之道”是比较一致的，它指的是宇宙万物内在的规律，也是存在于事物内部的客观真理。但是他又认为儒家的六经是人文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自然之道”具体化为人文，即是最早的六经，是圣人根据神明启示而创造的经典文献。这样，他就把老庄的“道”和儒家的“道”统一起来了。⁴⁵

2、在纷纭复杂的争论中，趋向于承认刘勰的“道”兼有儒、释、道、玄多种因素影响的比较多，然而，究竟哪种占主导地位，则各家看法就很不同了。其实，刘勰在《灭惑论》中已经明确指出儒、释、道三家的“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所以儒、释、道的“道”，从根本原理上说是一致的。不过，“道”有哲理阐述之道和世俗应用之道的差别，也就是佛教之道与儒家之道的差别。⁴⁶

3、儒、道、佛之道虽然“理归乎一”，但是佛道之阐说和理解无疑是最深刻的。这种思想是和梁武帝的三教同源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的……故而三教同源，而佛法最高，确实是梁武帝的基本思想。刘勰《灭惑论》的思想和梁武帝是一致的。但在论文的《文心雕龙》中，文的本源和美学原则是以释老之道为宗旨，而文章写作及其社会功用，则以儒家为标的。⁴⁷

4、“道”在根本原理上是释老的哲理之道，而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乃是对哲理之道的具体运用。所以，从“文原于道”层面说，文是道的体现，是指释老的哲理之道；而从“文”的功用与写作层面说，则圣人之文乃是典范……刘勰就把老庄那种哲理性的“自然之道”具体化为儒家之“道”，又把儒家之“道”上升抽象化为老庄的哲理之“道”。这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的泛滥是有密切关系的。⁴⁸

5、刘勰对于“道”的这样一种认识，从历史渊源上看，与荀子和《易传》的思想有密切关系。荀子所说的“道”，一方面含有普遍的自然规律的意义……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就是作为普遍的自然规律的“道”的具体现实表现……他把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看成为具有哲理性的一种普遍的原理。而圣人正是这种原理的阐述者和代表者。刘勰关于“文”本于“道”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易传》，主要是《系辞》。《系辞》中所说的“道”，和荀子所说的“道”是很接近的，它和荀子一样，既是一种哲学上的“道”，又是一种社会政治之“道”、儒家之“道”……《系辞》这种对于“道”的认识和刘勰在《原道》篇中说的“文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的观点是一致的。《系辞》把宇宙万物分为“道”和”器”二大类……实际上也就是刘勰在《原道》篇中所讲的广义的“道”和“文”的关系。⁴⁹

上列论述之要义，可概括归纳如次：第1条讲刘勰之“道”如何将老庄自然之道与儒家经典立“文”之道统一起来。第2条从根本原理、终极意义层面，讲儒释道三家之“道”有一致性，而具体内容之侧重点不同，一重哲理，一重世用。第3条着重从时代宗教、学术文化角度，补充说明会通儒道释之成因，既说明了刘勰《灭惑论》与《文心雕龙》共同的社会思潮背景，又指出各自讨论重点有别，《文心雕龙》重点在论“文”，故会通三教之思想，具体呈现为：论文之本源、美学原则“是以释老之道为宗旨”，而论文章写作及其社会功用“则以儒家为标的”。第4条再回到刘勰《原道》，进一步阐明刘勰如何融会儒释道：在《原道》篇中，儒家尚用之道乃释老哲理之道的具体运用，而释老之道反过来将儒道哲理化；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与当时玄学、佛学思潮密切相关。第5条以第4条所言时代背景为基础，更进一步从纵向历时角度，探寻刘勰此一论“文”之“道”观的历史渊源：荀子、《易传》之思想，已经包含融哲理天道、世用之道于一体的传统。据此大要，拟制一简图，以示个人之理解：

在此一简图中，前述五个阶段论证过程，可简化为三个环节：一是讨论刘勰自然之道与老庄、儒家之道的关系；二是讨论刘勰自然之道即“文之道”，如何融会释老哲理之道与儒家世用之道；三是进一步剖析刘勰融哲理、世用于一体的“文道”与历时性纵向之荀子、《易传》以及共时性横向之玄、佛关系——借用刘勰《辨骚》评楚辞“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⁵⁰语，可以说《注订语译》作者深明刘勰如何“思宪于荀/易”而“风杂于佛/玄”。笔者孤陋寡闻，仅就平日目力所及“原道”思想研究成果而论，深感相当一部分属于刘勰所谓“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⁵¹者。《注订语译•原道》与此迥然不同，“简析”篇幅不广，然集作者数十年研治“龙学”之功，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渊源关系梳理颇全面，分析甚透彻，思维层次极清晰。

从前列“简析”之论证、思辨过程，可以看出刘勰“原道”思想渊源的复杂性：纵横交加、层次多样、相互融通。所谓纵横交加，指刘勰之“道”论，既有传统资源的影子，又有时代宗教、学术等因素之浸染；所谓层次多样，指刘勰《原道》在活用传统思想过程中，既涉及本体哲理层面，复思通现实世用层面，同时又关乎“天道/世道”交相为用的思维方式层面；所谓相互融通，指刘勰在面对古典/今学、儒/释/道/玄等思想资源时，实际上采取的是类似“用典”之手法，立足“为文之用心”此一宗旨而“用人若己”⁵²。职此之故，欲明刘勰“道”论之内涵，则既要弄清其“典故”来源，更要透彻理解其立意。唯有如此，方契合刘勰融会贯通之思，得其根本精神所在。张少康先生治学之难能可贵者，重要精神之一，亦在于此：“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说，我以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必须重视以下三点：一是理论研究和文献考证并重⋯⋯二是包容吸取各家有益成果与提出自己独立见解并重⋯⋯三是力求论述、评价的全面、稳妥、客观。要努力遵循刘勰‘擘肌分理，惟务折衷’与荀子不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以及佛家‘不落一端’的基本精神。”⁵³显然，《注订语译•原道》篇“简析”措思之妙境，在于超越了长期以来胶着于刘勰之“道”在思想史上的单一性“归属”之争，更契合作为“本体论”之“道”的实际状态。前文已指出，“归属”化思维易陷入线性单向、静态偏至的思维误区，倘若只认某一种思想影响而罔顾多元思想之共同作用，实有悖于任一创新者之“通变”律，同时也有悖于万事万物均处于众多关系中之“因缘”律。多元思维，注重诸因素相互作用；属意通变，注重支流如何衍化出自家面目，则有助于解决学术疑难问题，自成一等学术气象与境界。

总之，如何以契合研究对象特性的思维方式观察与分析问题，此乃笔者学习《注订语译·原道》篇的又一重要收获。窃以为该篇“简析”言约义丰，条分缕析，思理清明，最重要的则是擅动态考查、重博观圆照之精神。这也是笔者不避“文抄公”之讥，不厌其烦地罗列作者相关论析文字如上的主要原因。

（三）善观通变，大道至美。

《注订语译·原道》篇之优胜处，另有一点重要表现，即立足于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原道》思想自身特质，在梳理其复杂多元的思想渊源关系中，更清晰地凸显刘勰之“道”的创新性。这是思想史研究，也是古代文学史、文艺理论批评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追根溯源，意在明其所以然；回归本位，观其流变，目的是明其如何融会百川而成自家风骨。刘勰是具有明确的成一家言之思想的，故《序志》篇曰：“敷赞圣职，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⁵⁴他另辟蹊径，转而论“文”并提升至“道”的层面撰著《文心雕龙》，恰是“立家”心志之体现。后人或视《文心雕龙》为子书类论著⁵⁵，或称刘勰为“文学思想家”⁵⁶，从不同层面说明《文心雕龙》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诗文评。因此，刘勰如何海纳百川式地汲取前贤思想，又如何“望今制奇”、酌取时代精华，固然值得研究，但是，更重要的，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回归《文心雕龙》本体，进一步阐明其独特性、创新性究竟何在。《原道》篇研究亦不能外。

张少康先生曾指出：“（《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章学著作，也是一部最重要的古典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史和文化史著作。”⁵⁷以此为参照，不难发现《注订语译·原道》“简析”每着意阐发刘勰“原道”思想的美学意涵：“在论文的《文心雕龙》中，文的本源和美学原则是以释老之道为宗旨……”⁵⁸“以自然本色为美的最高境界。这显然与儒家注重人为修饰有很大的不同⋯⋯以循自然为原则是《原道》篇十分重要的基本美学思想。”⁵⁹可见《注订语译》梳理有关刘勰《原道》思想渊源问题，很重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说明刘勰论“道”，自有创造性，那就是以“道”彰显文章的“自然美”属性。因此，作者不仅指出“文是道的体现，具有美的形式，这就是刘勰的结论”⁶⁰，而且综观全局，以为“本篇论文原于道，故最美的文乃是自然本身的美……这种思想贯穿于全书，所以他在下篇中论述了很多人工修饰技巧，但都以自然美为基本标准。如《文心雕龙•丽辞》论对偶：‘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声律》篇注重自然之‘和声’等等”⁶¹。按，作者早年撰写的《〈文心雕龙〉的原道论——刘勰文学思想的历史渊源研究之一》已经论及这类问题：“任何事物又都有它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道’。‘道’对于不同事物来说，有它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文’也就千差万别，各有不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乃是‘五行之秀’，是‘天地之心’，他自然也有其内在的‘道’与外在的‘文’……天地万物的‘道’和‘文’（广义之文），在人身上的体现即是‘心’（性灵）和‘文’（狭义之文）。所以，《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见，‘道’和‘心’是‘文’的内容，‘文’（包括广义和狭义）则是其表现形式。”⁶²此文后来收入作者《文心雕龙新探》，基本论述同上，但略有修订：一是加了一句“在刘勰看来，‘道’和‘心’的含义是差不多的”，二是“‘文’（包括广义和狭义）则是其表现形式”句增加了定语“美的”：“‘文’(包括广义和狭义)则是其美的表现形式。”⁶³这些看法，与前引《文心雕龙》“也是一部最重要的古典美学著作”之说法，合若符契。由此引申开来，我们注意到，刘勰《序志》篇感叹“心哉美矣”，实际上也体现了他对于为文之“心”与“美”之关系的自觉认识。此“心”之为“美”，也体现于《原道》篇：刘勰说天文地理、日月山川、泉石草木、云霞藻凤，皆本于“天地之心”；人“文”生于人“心”，人“心”复通乎“天地之心”，亦即“道”。刘勰所言“道之文”“自然之道”，其实主要包含两层意义：一是自然而然，二是郁然有采。两者合于“道”，成为《文心雕龙》全书“论文叙笔、剖情析采”的基本思路。因此，视刘勰“原道”思想为“美文之道”，并非无理据之揣测。窃以为《注订语译·原道》篇论析“天地之心/人心/郁然之采”与美学思想之关系，恰足以说明《文心雕龙》在本体论层面的思想独创性。作者不仅厘清了刘勰之“道”与儒家、道家、佛教、玄学以及荀子、《易传》之关系，而且明确了刘勰究竟有何创造性，借用《辨骚》篇的说法，即指出了刘勰如何在“取镕经意”、融会百家的基础上“自铸伟词”。《注订语译·物色》“简析”也有典型之例，有助于领会刘勰如何善于会通创造：作者指出，《物色》篇关于“心/物”关系的基本思想，既有儒家乐论之影响，也有庄、玄、佛之因素；但是，刘勰提出的“心/物”交互统合思想，又别具特色：“我们可以说，刘勰的心物交融说，乃是对儒家的人心感物说与玄佛的寄情寄心说的综合，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加以发挥的结果。”⁶⁴《注订语译·物色》第10条注亦指出：“（刘勰）他确实是把艺术创造过程中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两个相反相成的进程，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出来，并且对它的特点作出了具体的明确的概括，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对我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创造性贡献。”⁶⁵这就是既明渊源而又见创新，更切合写作实践过程之心理、认知规律。

《注订语译·原道》篇对于刘勰思想创新性的揭示，在研究方法上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助于引导读者举一反三，在明源流、知典故、通训诂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思想发展史之“通变”问题。譬如，从观念来源及语典上看，《原道》篇“自然之道”说，与老庄道家思想密切相关，但是，刘勰取资之意，贵在自立门户，赋予新义：老庄讲“自然”贵在“无为”，刘勰则着意于“有为”，以为“文场笔苑，有术有门”⁶⁶，所以“必资晓术”，方“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⁶⁷。因此，同样讲自然之道，老庄之哲思倾向于如何从“有”返归其本体之“无”，天地之“母”；刘勰之文思则重点探索天地人“三才”之文如何从“无”自然而然地彰显为“有”，对于人文而言，则是如何凭借通乎天地之“心”与性灵秀气，像陆机说的那样：“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⁶⁸从“无”中创造出富有个性色彩的“有”。这种以借鉴为基础的自出机杼，就是一种创造⁶⁹。

同理，刘勰取资于其他诸家思想，一样有改造，有创造。譬如，刘勰固然以圣人为师、以五经为典范，但取径迥别一般儒者、经学家，自有个性。从刘勰思想创新性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将历来注重五经之“德”的传统，转变为注重五经之“文美”；此有别于汉儒着重从经术或人伦道德角度宗经之旨趣，亦不同于魏晋以来玄学家将儒家玄学化之倾向，而是专力阐发儒学思想中尚“文”传统，从集部的角度推崇经部的价值⁷⁰。《宗经》篇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领会刘勰的这一用心：“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⁷¹刘勰先以扬雄意见为证，说明儒家五经“含文”特质；又以孔门“文行忠信”四教为据，突出“文”之为义，居于“行、忠、信”等具体品行之前，至关重要。最后，刘勰指出：世人在砥砺品德、树立美好声名方面，都知道应该师法以圣人；但是，在如此重要的“建言修辞”亦即文章写作领域，却鲜有以儒家五经为宗师者。从论述方式上看，“莫不师圣”“鲜克宗经”都包含了否定语气，两相映照，进一步凸显了刘勰如何着重从“文”的角度看待五经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与《征圣》篇的“圣人贵文”思想一样，都是呼应《原道》篇的根本立意：“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⁷²“道”为根源，“文”乃“道”之自然外化，“圣”则居中承“道”而发于“文”。因此，在“道/圣/文”三元关系中，论“文”之为美，乃重心所在⁷³。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原道”思想之独创，或可一言以蔽之：“道/心/文/美”四位一体。

张少康先生阐析刘勰“原道”论而彰明其间“文美”思想之创新意义，固然与重通变、尚折衷学术思维与方法有关，另一点原因或许在于其研治古典文艺理论一向注重内部规律、审美思想传统。张健教授曾以少康先生学术论集《文艺学的民族传统》为例，归纳其“鲜明的学术风格”：一曰“宏观与微观结合”，二曰“兼综博贯”，三曰“注重纯文学理论的研究，重视道佛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的影响，重视文艺的内部规律的揭示”，并指出此一学术取径之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自解放以后一直到80年代初期，学术界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于道家思想一直持贬斥态度，道家文艺思想也自然受到否定。在这种政治学术背景之下，张少康对于道佛文艺思想的观点是与学术界当时的主流相左的。1980年，张少康撰写《论庄子的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未定稿》上，对庄子的文艺思想作了高度的肯定性评价，这在当时是要有相当的理论勇气的。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中，无不重视道佛思想的影响，这固然与政治学术领域里的思想解放的形势分不开，但就文艺思想史研究领域本身而言，沿波讨源，则不能不提到张少康的首开风气之功。”⁷⁴明乎此，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注订语译·原道》篇对于刘勰思想创新性的揭示，学术精神上其来有自，如水流花开，亦自然之势也。

以上粗略回顾了《文心雕龙·原道》篇义理研究简况，说明了此论题之重要意义以及过往学术探索存在的认识问题、思维误区，进而以《注订语译·原道》篇“简析”为中心，结合个人学习心得，从超越成说、融会贯通、注重创新等三个层面，阐明此一新着所呈现之治学方法、学术精神与胜境。作者在《〈文心雕龙注订语译〉写作缘起》中说：“本书之撰写，起源于对目前《文心雕龙》研究的考察与思考……”“如何在吸取各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辨析是非对错，并对原著的正确理解和理论思想作出有深度的分析，撰成一个较为完善的译注本，仍然是我们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任务。”⁷⁵这种持之以恒、不懈叩问、直面疑难的品格精神，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努力践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附记：三十余年前，笔者游学燕园，忝列少康师门下，以“刘勰《文心雕龙》之‘道’观及其与尚变批评方法之关系”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后因少康师出国讲学，转由陈熙中师指导具体写作事宜，卢永璘师亦尝提供相关建议。兹逢《张少康文集》出版，墙宇重峻，辞义炳耀，而本读后记见小识浅，何尝道其壮制鸿绩之万一。唯论题仍关乎《文心雕龙》之“原道”思想，故不揣谫陋，姑以为晚学呈交之课业报告。借此敬贺少康师文集之刊行，并感谢诸师长多年来惠予之教导与帮助。谨赋短章，用申高山仰止之忱：文心鸣凤笔，风骨自清嘉。夫子门墙峻，玉声般若华。康衢通万变，精理破端涯。夕秀披晴照，燕园满绮霞。

1.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8页。

2.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38页。

3. 杨来来，马玥，翟家齐：《庆祝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2023年8月15日“会议资讯”，https://www.sinoss.net/c/2023-08-15/634305.shtml，2024年6月20日访问。

4. 戚良德：《“龙学”专栏之“主持人语”》，《山西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53页。

5. 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的未来展望》，张少康，汪春泓等：《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95-596页。

6.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6页。

7. 其他篇目具体情况为：《征圣》31条（编号1455-1486），占比7.97%；《宗经》43条（编号1487-1530），占比11.05%；《正纬》23条（编号1531-1554），占比5.91%；《辨骚》115条（1555-1670），占比29.56%。戚良德编：《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157页。

8. 参见张鑫宇：《“文之为德也大矣”释义文献综述》，《名作欣赏》，2022 年第 8 期，第113-115页。

9. 杨明照主编：《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

10. 陈国球：《香港〈文心雕龙〉研究概况》，杨明照主编：《文心雕龙学综览》，第36页。

11. 刘绍瑾：《20世纪香港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鸟瞰》，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等着：《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附录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0-451页。

12. 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1年，第105页。

13. 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第116页。

14. 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第322页。

15. 牟世金：《刘勰“原道”论管见》，《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1页。

16. 杨明照主编：《文心雕龙学综览》，第47页。

17. 牟世金：《刘勰“原道”论管见》，《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0-51页。

18. 牟世金：《刘勰“原道”论管见》，《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2页。

19.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4页。

20. 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70页。

21. 张少康、汪春泓等：《文心雕龙研究史》，第205页。

22. 王运熙：《〈文心雕龙·原道〉的思想倾向》，《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第67页。该文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在探讨文之根源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刘勰不但是唯心论者，而且是有神论者。”与此类似者又如：管雄《论“文”与“道”的关系——读〈文心雕龙·原道〉札记》，载《江西大学科学研究论文集》，1963年第1辑；穆克宏《刘勰的文学起源论再议——读〈文心雕龙•原道〉篇》，《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5期；王景禔《刘勰“原道”论初探》，《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年第5期；冯春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本原略考及其特性辨》，《东岳论坛》，1989年第6期。

23.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5页。

24.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94页。

25. 参见拙文：《从〈练字〉篇看刘勰〈文心雕龙〉与佛典翻译理论之关系》，载《〈文心雕龙〉与21世纪文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

26. 参见拙文：《〈文心雕龙·辨骚〉之“辨”义及其思想渊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79-88页。

27. 罗宗强:《序》，邓国光着：《〈文心雕龙〉文理研究：以孔子、屈原为枢纽轴心的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

28. 参见拙文：《刘勰之“道”观及其与〈易传〉之关系》，《〈文心雕龙〉疑思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5页。

29. 穆克宏《刘勰的文学起源论再议——读〈文心雕龙•原道〉篇》：“《原道》篇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也是刘勰所谓‘文之枢纽’五篇的第一篇，它对我们研究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研究者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很不一致⋯⋯为什么研究者理会如此分歧？这是因为各执一端，忽视整体造成的。”《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5期，第44-45页。此所谓“各执一端，忽视整体”，同样涉及思维方法问题。

30. 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69页。

31.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4页。

32. 虞世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曹丕《典论•论文》：“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33. 张健：《构建古代文论体系，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评张少康〈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3期，第85页。

34. 张少康：《文心与书画乐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35.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9页。

36. 刘勰《序志》：“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5页。

37. 参见张少康：《〈文心雕龙〉的继承创新论——古典和现代：“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与书画乐论》，第100-106页。

38. 参见《张少康教授学术年表》，张健、郭鹏编：《古代文论的现代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08、611页。

39. 杨明照主编：《文心雕龙学综览》，第140-141页。

40. 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4、218页。

41. 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第59-76页。

42.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页。

43. 孙过庭《书谱》：“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44. 牟世金：《刘勰“原道”论管见》，《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1页。

45.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2-3页。

46.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4-5页。

47.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5-6页。

48.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页。

49.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7页。

50.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6页。

51.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44页。

52.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166页。

53. 张少康：《编后记》，《张少康文集》第十卷，第497页。

54.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5页。

55. 参见邬国平：《〈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上海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68-76页。

56. 参见王更生：《刘勰是个什么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83-85页。

57. 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夕秀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58.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5页。

59.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7-8页。

60.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2页。

61.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7-8页。

62. 张少康：《〈文心雕龙〉的原道论——刘勰文学思想的历史渊源研究之一》，齐鲁书社编：《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158页。

63. 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64.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96页。

65.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01页。

66.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44页。

67.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下），《张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43页。

68. 陆机着，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69. 章学诚《与陈鉴亭书》：“古人着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这也涉及刘勰论“道”之独特处。王景禔《刘勰“原道”论初探》简略提到“刘勰的‘自然之道’是‘自成一家之论’的”，引用的是俞铭璜《俞铭璜文集·雕龙一得》之观点：“（刘勰）他似乎什么家，什么论都有一点，但又不全是。他是自成一家之论。”《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年第5期，第35页。

70. 参见拙文：《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刘勰〈文心雕龙〉经典观之建构》，《长江学术》，2022年第1期，第81-82页。

71.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39页。

72.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2页。

73. 刘勰重文之“用”，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他撰写《文心雕龙》的缘起之一，故《序志》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原道》篇也讲到儒家五经作为文章典范之巨大功用：“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但是，与一般注重文“用”之儒家学者有所不同：刘勰讲文“用”乃建立在文“美”基础上。这样的“用”是凭借文之美，感发人心，拙文《〈文心雕龙〉之“文用”观》曾论及此问题。参见拙着：《〈文心雕龙〉疑思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6-260页。又，有些学者认为，刘勰阐释《易传•文言》而与“天地之心”联系起来，乃“独到之见”“实发前人所未发”，不无道理。参见李飞：《〈文心雕龙〉旧注辨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页。

74. 张健：《构建古代文论体系，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评张少康〈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3期，第85页。

75. 张少康着：《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上），《张少康文集》第八卷，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