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作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心雕龍》研究，歷經百餘年，在劉勰身世探究、版本考辨、文字校勘、詞語訓詁、文本翻譯、理論思想闡釋諸方面，均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尤其是名家經典之作，迄今仍啟人心智。《文心雕龍》之為學，儼然“根柢槃深，枝葉峻茂”¹，持續激發學界探索熱情，“後進追取而非晚”²，相關論著宛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姑舉近期之例以明之：2023年8月8-9日，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等單位聯合舉辦了“慶祝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四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學會第十七次年會”，預會專家學者170餘名，參會論文130餘篇；令人矚目者，在於會議開幕式安排了“‘龍學’前沿書系”首發式，並設分會場開展專題討論³。該書系是山東大學戚良德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文心雕龍》彙釋及百年‘龍學’學案”中期系列成果，是國內外第一套“龍學”專題叢書，共10種著作，集中展示了新世紀“龍學”之創獲。藉此一端，或可感知“龍學”發展代有傳承、生生不息之勢。

學無止境，“龍學”研究有具體對象與範疇，至於如何開拓創新，仍有待繼續不斷之努力。誠如戚良德教授所言：“自1983年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至今，龍學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據筆者統計，四十年間，國內出版龍學著作超過600種，發表論文近萬篇。但也正因如此，《文心雕龍》研究如何避免炒冷飯，如何在充分吸收已有豐富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成為新時代龍學面臨的迫切問題……新時代龍學的進路仍然是值得期待的。”⁴這令人想起張少康先生在新世紀伊始提出的學術展望：“目前研究《文心雕龍》很難有新的突破。近年來雖然研究著作和論文很多，但是多數在學術水平上比較一般，並且無意義的重複研究很多。特別是對《文心雕龍》中的一些基本文學理論問題和概念範疇的研究，有深度的著作確實是太少了，新發現的有價值資料也不多。所以，如何使《文心雕龍》研究走出現階段的低谷，需要我們認真地加以思考，總結《文心雕龍》研究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在一些薄弱點上投入大量的研究力量，同時尋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切入點，這樣才有可能使《文心雕龍》研究跨上一個新的臺階……”⁵近日拜讀少康先生新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以下簡稱“《注訂語譯》”），受益良多。限於學識、時間及篇幅，茲以該書《原道》篇大義闡釋為例，管中窺豹，謹綴輯學習札記以為文，芻言芹意，祈方家教正。

劉勰《序志》篇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⁶可見整部《文心雕龍》理論之“本”皆基於《原道》篇，如何理解此“道”內涵，必影響讀者對劉勰理論體系思想傾向之把握；確切闡釋劉勰之“道”，自然成為《文心雕龍》研究之“樞紐”與重點。試以戚良德教授編《文心雕龍分類索引》為參照，大體可見此一情勢：“《文心雕龍》樞紐論”部分所列論文數目總427條（編號1243-1670），除去“概論”類論文38條（編號1243-1281），關於《文心雕龍》前五篇論文總篇目計389條，其中《原道》篇研究論文172條（編號1282-1454），佔比最高，為44.21%⁷。學界對於《原道》篇之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一般而言，學術重點同時也是學術疑難點。譬如《原道》作為《文心雕龍》全書開宗明義之章，篇首第一句“文之為德也大矣”究竟如何理解，即意見歧出⁸；至於《原道》之“道”，因涉及劉勰思想之根本、《文心雕龍》全書之關鍵，要旨闡釋更是異解紛雜。《文心雕龍學綜覽》出版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已經歸納總結了《原道》篇研究的四項主要內容、十種不同觀點：“《文心雕龍》‘原道’論的研究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一、‘道’的性質，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論是否存在矛盾混亂現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其中關於“‘道’的性質主要有下列十種觀點：一、儒道說；二、自然之道說；三、自然法則客觀規律說；四、自然之道與‘儒道’不矛盾說；五、從論文角度標舉自然之道說；六、客觀唯心主義的抽象理念或絕對精神；七、哲學上的二元論；八，道是一種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說；十、‘道’是劉勰自成一家之論。”⁹這些研究成果之主體，多為中國內地學者；放眼臺灣、香港地區，學界在回顧《文心雕龍》研究史時，同樣矚目於此。譬如陳國球《香港〈文心雕龍〉研究概況》一文，述及饒宗頤、石壘、黃繼持、潘重規、陳耀南等學者研究成果，首先涉及的就是劉勰《文心雕龍》的思想基礎，而“有關《文心雕龍》主導思想的討論，往往建基於書中《原道》一篇的詮釋”10。另有論者在總結二十世紀香港地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成果時，也特別指出：“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是香港近50年來古代文論領域受到關注最大、成果最豐的一塊園地。香港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是由對《文心雕龍》的研究而帶動起來的”，而“對《文心》文藝思想的基礎、其所原之‘道’的依歸的闡釋，是香港《文心》研究的第一個重點”¹¹。又如，劉渼梳理臺灣“《文心雕龍》學”之歷程與成就，也指出：“臺灣《文心雕龍》研究越來越注重概念、術語、範疇的研究，對較重要論題都有系列專門討論，如原道、文體……”“由於學者多從《原道》篇的‘道’字來把握《文心》全書的主導思想或文學起源，故對‘道’字有相當多的討論，早在六、七〇年代，臺灣、香港、大陸等地都很重視此一論題。”¹²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多方探討，意見多端，“固知臺灣學者對‘道’的看法並不統一，有哲學本體的道、有天道自己如此，有宇宙的規律法則，有自然現象的體現，有根據《易傳》形而上與形而下來調和儒釋道的，有從‘太極’立論的等等，雖如此，大多數學者都贊同《原道》篇的‘道’，並非單純的道家、儒家或佛家等一家之道”¹³；二是研究形式多樣化，“學者對《原道》篇的重視可從四個方面得見：一是各家校注多有此篇；二是對此篇‘道’的專門討論；三是闡發此篇的美學意蘊；四是從‘典律’觀念加以析論”，“此篇校注釋義有六家七篇，居全書各篇之最”¹⁴。在“漢學”稱盛的日本“龍學”界，著名學者“如戶田浩曉、興膳宏、安東諒等，對‘原道’問題也有不少論述”¹⁵。興膳宏《〈文心雕龍〉研究在日本》有云：“吉川幸次郎的學生高橋和巳（1931-1971）寫過《〈文心雕龍〉文學論的基礎概念之探討》（1955年，《中國文學報》第3期）……目加田誠門下的林田慎之助也從事六朝文學批評研究，發表了《〈文心雕龍〉文學原理論的各種問題》（1967年，《日本中國學會報》第19期），對《原道篇》為中心的劉勰的文學原理論進行探討。”¹⁶因此，牟世金先生認為：“只要搞清了‘文之樞紐’和劉勰的基本文學觀點，全書的理論體系以及所評論的種種具體問題，就有了依據而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但這是歷來研究中分歧較多、困難較大的一部分，特別是劉勰的‘原道’觀，既居《文心雕龍》之首位，存在的問題也更多。我曾提到過這樣的看法：‘可以毫不夸大地說：若不知“原道”之“道”為何物，便無“龍學”可言。’此說無非強調，‘原道’問題雖然複雜，卻是研究《文心雕龍》必須首先搞清的問題。”¹⁷

以上不憚辭費，援引相關文獻資料、學界評述，或有助於說明：劉勰《原道》論作為《文心雕龍》全書之關鍵，雖備受關注、群力探討，但迄今仍難見廬山真面目，鮮少能夠清晰勾勒、描述此“道”基本要義者。從整體傾向來看，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學界對於劉勰“原道”觀的認識，應該說確實出現了一些變化，譬如，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為大體分界線，則有如下新變：此前雖然也存在各種觀點，但有一種基本傾向，就是“主張屬道家之道者本來不多”，而以為“《原道》 中的‘道’為儒道”¹⁸者相對佔據主流地位；“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主張《原道》之‘道’為老莊自然之道的比較多，這是和強調老莊思想對中國古代文藝的影響之思潮有關的。但是，在紛紜複雜的爭論中，趨向於承認劉勰的‘道’兼有有儒、釋、道、玄多種因素影響的比較多，然而，究竟哪種占主導地位，則各家看法就很不同了”¹⁹。學術態勢之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諸多爭議，屬於正常現象，多方探討，各有相應之意義，也是學術研究逐步進展之表現。不過，綜觀劉勰“原道”思想研究概況，毋庸諱言，如下兩種學術思維誤區似無助於“龍學”研究更上層樓。

第一，絕對化的二元對立思維。

張少康先生曾經指出：“學術界關於劉勰的‘道’到底是什麼‘道’的爭議中，有的認為是老莊‘自然之道’，有的認為是儒家之‘道’，有的認為是佛家之‘道’。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也都有絕對化的偏向。”²⁰“ 絕對化的偏向”接近於二元對立思維，往往傾向於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難以仔細辨析劉勰《原道》篇乃至《文心雕龍》全書思想來源的多元性特點，更難以透過現象，領會各種思想在終極意義上、發展過程中交相會通之處。這在《文心雕龍》研究史上有多方面的表現，而比較典型者有兩類：

第一類是受到“當時意識形態領域非學術性因素的影響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簡單化傾向，用惟心、惟物來貼標簽”²¹。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此一研究思維方式明顯影響了劉勰《原道》思想之探討，難以縱深發展。王運熙先生曾指出：“關於《文心雕龍·原道》篇的思想傾向，目前研究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道指規律，因而其思想傾向是唯物的，有的則認為道指精補實體，因而是唯心的等等。”²²事過境遷，回首省思，難免心生疑惑：區分劉勰思想究竟“唯物”抑或“唯心”，其學術意義何在？倘結合《文心雕龍》實際，可知“唯物/唯心”，拘執任何一說，皆無法概括劉勰思想特點，因為就寫作主體而言，原本就是“心/物”合一：“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²³——前者屬“物”，後者屬“心”，缺一不可，未曾須臾離也；就寫作層面言，劉勰講究“心/物”互動交融：“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²⁴另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即劉勰論“道”、論“文”，每習慣於“三元”思維，如《原道》篇講“天/地/人”之“三才”“心/言/文”之“自然之道”“道/聖/文”之“旁通而無滯”，《詮賦》篇講“物/情/詞”之“立賦大體”，《神思》篇講“神/物/辭”“意/思/言”之關聯，《體性》篇講“八體”如何取決於“學/才/氣”“氣/志/言”，《風骨》篇講“風/骨/采”三結合之美，《物色》篇講“感物/寫氣/屬采”之“江山助人”⋯⋯凡斯種種，足以說明：以“唯物/唯心”二元對立思維探討劉勰“原道”思想內涵、《文心雕龍》理論意義，猶如圓鑿方枘，齟齬難入。

另一類是，受各種因素影響，在探尋劉勰“原道”思想淵源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將不同思想源頭對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既不符合古代思想史實際，也不符合劉勰《文心雕龍》實際。譬如，在古代諸子思想演變史上，後來影響甚大的儒、道兩家，原本並非水火不相容。來自域外的佛教思想，其思想智慧、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文化也有相似、相通者，更何況胡語、梵文經由“華言”翻譯，佛典漢譯過程已然融入中土觀念²⁵。因此，如果將佛典漢譯與思想史考察結合起來，雖無妨探究佛教思想與劉勰“原道”論之關係，但不宜偏至地否定其間固有的中土思想影響。反之亦然，劉勰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域外文化風靡社會各階層的時代，即便如後來韓愈一樣奮袖攘臂守護傳統之道，也難以避免外來文化風潮之浸染。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心雕龍》原本就是當時中外文化碰撞、交流之產物。譬如佛學擅因明、先秦諸子多好“辯/辨”、《文心雕龍》“體大慮周”，三者之間自有關聯²⁶。明乎此，則實事求是地分析劉勰思想與佛教之關係，乃合乎學術研究常規之思維。

第二，單向線性的靜態思維。

在以往關於劉勰“原道”思想的研究中，常見這樣一種思路：為劉勰的思想“認祖歸宗”，似乎只有將劉勰納入某一思想系統或某一學派，方能顯示其價值與意義。羅宗強先生曾經指出：“關於《文心雕龍》的樞紐論，歷來爭論不休……樞紐論的思想歸屬，亦言人人殊，有認為屬儒家，有認為屬佛家，更有認為屬道家的，莫衷一是。這裏有一個史料不足的問題……也還有一個研究進路的問題。不同的研究進路，視角不同，各視其所視，結論自亦不同。”²⁷所謂“研究進路”，無疑包括研究思維方式問題：無論持何等觀點，倘若思考問題、考察文獻過程中無法自覺地擺脫、超越“歸屬”意識，實際上只能各言所言，因為諸論者的思維方式容易限於單一、線性的靜態之中，難以雙向思考、動態觀照——既注意劉勰“原道”思想與傳統文化的多元關係，又注意劉勰在接受各種思想淵源滋養的同時，如何自出機杼、開拓創新。因此，這種思維方式同樣有悖於劉勰《文心雕龍》的基本特點，即尚“通變”、貴“折衷”。竊以為劉勰所尊崇之“道”，原本就蘊含著這種隨物賦形、即體成勢、會通創變的精神²⁸，闡釋劉勰“原道”思想內涵，離不開與之相對應的研究方法與“進路”²⁹。

關於劉勰“原道”思想研究之重要性，張少康先生也曾有非常明確之表述：“《文心雕龍》前五篇是對‘文’的基本性質之論述，故稱為‘文之樞紐’。而其中第一篇《原道》則為最重要的核心，是文學的本質與起源及基本特徵的論述。”“具體地分析和研究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中關於‘文’的本質和起源的論述，探討它的歷史淵源，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劉勰的文學思想體系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打開劉勰文學思想體系大門的一把鑰匙。”³⁰新近出版的這部《注訂語譯》之“寫作緣起”亦明言：“《文心雕龍》是一部文學理論專著，包含有豐富的理論思想……新注本不是研究論文，不能要求它全面分析書中文學理論思想，但是必須概要指出理論要點，正確闡述和解釋理論概念，這往往是很多譯注本做得不能讓人滿意的地方，其實也是較為困難的地方。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做一點努力。”³¹作為讀者，通觀全書，仔細體會，可知這種努力具體表現於有關“龍學”諸多疑難問題的思考與探索中，宏通之措思，助成學術勝境。關於《原道》篇要義之論述，即典型之例，簡要述論如下。

（一）精進不已，超越成說。

張少康先生是當代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研究界卓有建樹之名家。此清名之遠播，“非是藉秋風”“不託飛馳之勢”³²，而是植根於一系列“眼界高而入手實”“兼綜博貫”³³“立足現實，借鑒西方，參考古典”³⁴之學術論著，誠所謂“剛健既實，輝光乃新”³⁵者也，“騰聲”之因在於“飛實”³⁶。此種學術精神之“輝光”，不僅來自篤實豐贍之文獻學養，更與剛健氣格以及“望今製奇，參古定法”之思想方法、胸襟睿智直接相關³⁷。具體就“龍學”領域而言，張先生於1987年出版《文心雕龍新探——劉勰文學理論體系及其淵源》，即以論析深廣、綜觀通變、融會眾說且自出機杼而蜚聲海內外，其中關於劉勰《原道》篇思想的闡發，曾刊發於1983年齊魯書社出版的《文心雕龍學刊》第一輯³⁸，自成一家，影響甚廣。早期出版的《文心雕龍學綜覽》所列第四種有關劉勰“原道”觀之代表性學者觀點，即轉述了張少康先生《〈文心雕龍〉的原道論》之主張³⁹。後來出版的張文勛先生《文心雕龍研究史》，在“關於劉勰‘原道’思想的討論”部分，兩次介紹這一篇論文要點⁴⁰。2010年，少康先生出版《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其中論《文心雕龍》之“文學本體論”亦以《原道》篇為中心⁴¹。這些論析，理據兼備，文本分析與理論觀照並重，卓然成一家言。但是，作者並未止於以往結論，而是在反思中超越成說，後出專精，更上層樓。《注訂語譯·原道》“簡析”特別指出∶“我在《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一書中曾說，劉勰的‘道’是以儒家為主而兼通佛、道、玄的。現在看來不是很妥善，需要作一些修改。‘道’在根本原理上是釋老的哲理之道，而儒家的社會政治之道，乃是對哲理之道的具體運用。所以，從‘文原於道’層面說，文是道的體現，是指釋老的哲理之道；而從‘文’功用與寫作層面說，則聖人之文乃是典範。文原於道，而又以聖人之文為寫作楷模，這樣可能更符合實際。”⁴²如此修訂，確實“更符合實際”，因為無論劉勰如何推尊孔子、五經，畢竟皆屬於學習寫作層面的具體楷模與範本，未脫“文術”這一總範疇，是具體的途徑；而為文之“道”屬於根本原則、基本原理，位居第一層面。從劉勰“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表述中，可見立意核心乃著意於“道”：始於“道”，也終於“道”，是貫穿首尾、佔據要津者。這種在關鍵問題上不斷深入思考探索、“人書俱老”⁴³猶精進不已之學術追求，澤及學林，或許比具體的學術觀點更能激發晚學後進發憤圖強，實無上之功德。這也是筆者學習《注訂語譯》過程中時常獲益之處。

（二）擘肌分理，融會貫通。

綜觀《原道》研究史，深感難處之一，在於如何清晰地梳理劉勰與諸多思想資源之關係。以往的相關論著，在某一些點上，論說或許不無見地，亦有功於“原道”思想之研究。但是，綜合而論，能夠全面深入且清晰地探究、勾勒劉勰“道”論之全景者，實不多見，難以給讀者呈現一幅思理瞭然的思維圖景，也難以再現劉勰“道”論的整體脈絡。牟世金先生曾經指出，“近世諸家論道，所費筆墨雖多，但不出儒道、老莊之道、自然之道和精神、理念數解”，由於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思考欠周密圓通，結果是“諸家之說雖千變萬變，各道其所道之‘道’”“必然是講得雖多而無益的”⁴⁴。因此，在《原道》篇研究領域，優秀的學術成果，持論容有分歧，但需具備一些共同特質，如尊重文本、據實而書；動態考察、力避偏解；思理明晰、博觀圓照。《注訂語譯》關於劉勰“原道”思想之剖析，優勝之處，恰在於此。

《注訂語譯·原道》之“簡析”，字數約五千餘，雖非專題論文，但由於作者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先秦諸子文藝思想以及包括《文心雕龍》在內的相關重要個案研究上積累深厚，加以持續不斷思考與提煉，日久功深，故能高屋建瓴，由博返約，提綱挈領，深中肯綮。為便於論析，謹依其行文先後，將作者“簡析”思路與要點臚列於下：

1、劉勰所說的“道之文”的“道”，從根本上說和老莊的“自然之道”是比較一致的，它指的是宇宙萬物內在的規律，也是存在於事物內部的客觀真理。但是他又認為儒家的六經是人文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說，“自然之道”具體化為人文，即是最早的六經，是聖人根據神明啟示而創造的經典文獻。這樣，他就把老莊的“道”和儒家的“道”統一起來了。⁴⁵

2、在紛紜複雜的爭論中，趨向於承認劉勰的“道”兼有儒、釋、道、玄多種因素影響的比較多，然而，究竟哪種占主導地位，則各家看法就很不同了。其實，劉勰在《滅惑論》中已經明確指出儒、釋、道三家的“道”，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所以儒、釋、道的“道”，從根本原理上說是一致的。不過，“道”有哲理闡述之道和世俗應用之道的差別，也就是佛教之道與儒家之道的差別。⁴⁶

3、儒、道、佛之道雖然“理歸乎一”，但是佛道之闡說和理解無疑是最深刻的。這種思想是和梁武帝的三教同源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的……故而三教同源，而佛法最高，確實是梁武帝的基本思想。劉勰《滅惑論》的思想和梁武帝是一致的。但在論文的《文心雕龍》中，文的本源和美學原則是以釋老之道為宗旨，而文章寫作及其社會功用，則以儒家為標的。⁴⁷

4、“道”在根本原理上是釋老的哲理之道，而儒家的社會政治之道，乃是對哲理之道的具體運用。所以，從“文原於道”層面說，文是道的體現，是指釋老的哲理之道；而從“文”的功用與寫作層面說，則聖人之文乃是典範……劉勰就把老莊那種哲理性的“自然之道”具體化爲儒家之“道”，又把儒家之“道”上升抽象化爲老莊的哲理之“道”。這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佛學的泛濫是有密切關係的。⁴⁸

5、劉勰對於“道”的這樣一種認識，從歷史淵源上看，與荀子和《易傳》的思想有密切關係。荀子所說的“道”，一方面含有普遍的自然規律的意義……儒家的社會政治之“道”，就是作為普遍的自然規律的“道”的具體現實表現……他把儒家的社會政治之“道”看成為具有哲理性的一種普遍的原理。而聖人正是這種原理的闡述者和代表者。劉勰關於“文”本於“道”的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思想來源是《易傳》，主要是《繫辭》。《繫辭》中所說的“道”，和荀子所說的“道”是很接近的，它和荀子一樣，既是一種哲學上的“道”，又是一種社會政治之“道”、儒家之“道”……《繫辭》這種對於“道”的認識和劉勰在《原道》篇中說的“文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的觀點是一致的。《繫辭》把宇宙萬物分為“道”和”器”二大類……實際上也就是劉勰在《原道》篇中所講的廣義的“道”和“文”的關係。⁴⁹

上列論述之要義，可概括歸納如次：第1條講劉勰之“道”如何將老莊自然之道與儒家經典立“文”之道統一起來。第2條從根本原理、終極意義層面，講儒釋道三家之“道”有一致性，而具體內容之側重點不同，一重哲理，一重世用。第3條著重從時代宗教、學術文化角度，補充說明會通儒道釋之成因，既說明了劉勰《滅惑論》與《文心雕龍》共同的社會思潮背景，又指出各自討論重點有別，《文心雕龍》重點在論“文”，故會通三教之思想，具體呈現為：論文之本源、美學原則“是以釋老之道為宗旨”，而論文章寫作及其社會功用“則以儒家為標的”。第4條再回到劉勰《原道》，進一步闡明劉勰如何融會儒釋道：在《原道》篇中，儒家尚用之道乃釋老哲理之道的具體運用，而釋老之道反過來將儒道哲理化；這種雙向互動關係，與當時玄學、佛學思潮密切相關。第5條以第4條所言時代背景為基礎，更進一步從縱向歷時角度，探尋劉勰此一論“文”之“道”觀的歷史淵源：荀子、《易傳》之思想，已經包含融哲理天道、世用之道於一體的傳統。據此大要，擬製一簡圖，以示個人之理解：

在此一簡圖中，前述五個階段論證過程，可簡化為三個環節：一是討論劉勰自然之道與老莊、儒家之道的關係；二是討論劉勰自然之道即“文之道”，如何融會釋老哲理之道與儒家世用之道；三是進一步剖析劉勰融哲理、世用於一體的“文道”與歷時性縱向之荀子、《易傳》以及共時性橫向之玄、佛關係——借用劉勰《辨騷》評楚辭“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⁵⁰語，可以說《注訂語譯》作者深明劉勰如何“思憲於荀/易”而“風雜於佛/玄”。筆者孤陋寡聞，僅就平日目力所及“原道”思想研究成果而論，深感相當一部分屬於劉勰所謂“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⁵¹者。《注訂語譯•原道》與此迥然不同，“簡析”篇幅不廣，然集作者數十年研治“龍學”之功，如庖丁解牛，遊刃有餘，淵源關係梳理頗全面，分析甚透徹，思維層次極清晰。

從前列“簡析”之論證、思辨過程，可以看出劉勰“原道”思想淵源的複雜性：縱橫交加、層次多樣、相互融通。所謂縱橫交加，指劉勰之“道”論，既有傳統資源的影子，又有時代宗教、學術等因素之浸染；所謂層次多樣，指劉勰《原道》在活用傳統思想過程中，既涉及本體哲理層面，復思通現實世用層面，同時又關乎“天道/世道”交相為用的思維方式層面；所謂相互融通，指劉勰在面對古典/今學、儒/釋/道/玄等思想資源時，實際上採取的是類似“用典”之手法，立足“為文之用心”此一宗旨而“用人若己”⁵²。職此之故，欲明劉勰“道”論之內涵，則既要弄清其“典故”來源，更要透徹理解其立意。唯有如此，方契合劉勰融會貫通之思，得其根本精神所在。張少康先生治學之難能可貴者，重要精神之一，亦在於此：“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說，我以為對古代文論的研究必須重視以下三點：一是理論研究和文獻考證並重⋯⋯二是包容吸取各家有益成果與提出自己獨立見解並重⋯⋯三是力求論述、評價的全面、穩妥、客觀。要努力遵循劉勰‘擘肌分理，惟務折衷’與荀子不可‘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以及佛家‘不落一端’的基本精神。”⁵³顯然，《注訂語譯•原道》篇“簡析”措思之妙境，在於超越了長期以來膠著於劉勰之“道”在思想史上的單一性“歸屬”之爭，更契合作為“本體論”之“道”的實際狀態。前文已指出，“歸屬”化思維易陷入線性單向、靜態偏至的思維誤區，倘若只認某一種思想影響而罔顧多元思想之共同作用，實有悖於任一創新者之“通變”律，同時也有悖於萬事萬物均處於眾多關係中之“因緣”律。多元思維，注重諸因素相互作用；屬意通變，注重支流如何衍化出自家面目，則有助於解決學術疑難問題，自成一等學術氣象與境界。

總之，如何以契合研究對象特性的思維方式觀察與分析問題，此乃筆者學習《注訂語譯·原道》篇的又一重要收穫。竊以為該篇“簡析”言約義豐，條分縷析，思理清明，最重要的則是擅動態考查、重博觀圓照之精神。這也是筆者不避“文抄公”之譏，不厭其煩地羅列作者相關論析文字如上的主要原因。

（三）善觀通變，大道至美。

《注訂語譯·原道》篇之優勝處，另有一點重要表現，即立足於劉勰《文心雕龍》以及《原道》思想自身特質，在梳理其複雜多元的思想淵源關係中，更清晰地凸顯劉勰之“道”的創新性。這是思想史研究，也是古代文學史、文藝理論批評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追根溯源，意在明其所以然；回歸本位，觀其流變，目的是明其如何融會百川而成自家風骨。劉勰是具有明確的成一家言之思想的，故《序志》篇曰：“敷贊聖職，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⁵⁴他另闢蹊徑，轉而論“文”並提升至“道”的層面撰著《文心雕龍》，恰是“立家”心志之體現。後人或視《文心雕龍》為子書類論著⁵⁵，或稱劉勰為“文學思想家”⁵⁶，從不同層面說明《文心雕龍》確實不同於一般的詩文評。因此，劉勰如何海納百川式地汲取前賢思想，又如何“望今制奇”、酌取時代精華，固然值得研究，但是，更重要的，還應該在此基礎上回歸《文心雕龍》本體，進一步闡明其獨特性、創新性究竟何在。《原道》篇研究亦不能外。

張少康先生曾指出：“（《文心雕龍》）不僅是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文章學著作，也是一部最重要的古典美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史和文化史著作。”⁵⁷以此為參照，不難發現《注訂語譯·原道》“簡析”每著意闡發劉勰“原道”思想的美學意涵：“在論文的《文心雕龍》中，文的本源和美學原則是以釋老之道為宗旨……”⁵⁸“以自然本色為美的最高境界。這顯然與儒家注重人為修飾有很大的不同⋯⋯以循自然為原則是《原道》篇十分重要的基本美學思想。”⁵⁹可見《注訂語譯》梳理有關劉勰《原道》思想淵源問題，很重要目的之一，乃是為了說明劉勰論“道”，自有創造性，那就是以“道”彰顯文章的“自然美”屬性。因此，作者不僅指出“文是道的體現，具有美的形式，這就是劉勰的結論”⁶⁰，而且綜觀全局，以為“本篇論文原於道，故最美的文乃是自然本身的美……這種思想貫穿於全書，所以他在下篇中論述了很多人工修飾技巧，但都以自然美為基本標準。如《文心雕龍•麗辭》論對偶：‘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文心雕龍•聲律》篇注重自然之‘和聲’等等”⁶¹。按，作者早年撰寫的《〈文心雕龍〉的原道論——劉勰文學思想的歷史淵源研究之一》已經論及這類問題：“任何事物又都有它內在的本質和規律，這就是‘道’。‘道’對於不同事物來說，有它不同的表現形式，因此，‘文’也就千差萬別，各有不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乃是‘五行之秀’，是‘天地之心’，他自然也有其內在的‘道’與外在的‘文’……天地萬物的‘道’和‘文’（廣義之文），在人身上的體現即是‘心’（性靈）和‘文’（狹義之文）。所以，《文心雕龍·序志》篇中說：‘文果載心，余心有寄。’可見，‘道’和‘心’是‘文’的內容，‘文’（包括廣義和狹義）則是其表現形式。”⁶²此文後來收入作者《文心雕龍新探》，基本論述同上，但略有修訂：一是加了一句“在劉勰看來，‘道’和‘心’的含義是差不多的”，二是“‘文’（包括廣義和狹義）則是其表現形式”句增加了定語“美的”：“‘文’(包括廣義和狹義)則是其美的表現形式。”⁶³這些看法，與前引《文心雕龍》“也是一部最重要的古典美學著作”之說法，合若符契。由此引申開來，我們注意到，劉勰《序志》篇感歎“心哉美矣”，實際上也體現了他對於為文之“心”與“美”之關係的自覺認識。此“心”之為“美”，也體現於《原道》篇：劉勰說天文地理、日月山川、泉石草木、雲霞藻鳳，皆本於“天地之心”；人“文”生於人“心”，人“心”復通乎“天地之心”，亦即“道”。劉勰所言“道之文”“自然之道”，其實主要包含兩層意義：一是自然而然，二是鬱然有采。兩者合於“道”，成為《文心雕龍》全書“論文敘筆、剖情析采”的基本思路。因此，視劉勰“原道”思想為“美文之道”，並非無理據之揣測。竊以為《注訂語譯·原道》篇論析“天地之心/人心/鬱然之采”與美學思想之關係，恰足以說明《文心雕龍》在本體論層面的思想獨創性。作者不僅釐清了劉勰之“道”與儒家、道家、佛教、玄學以及荀子、《易傳》之關係，而且明確了劉勰究竟有何創造性，借用《辨騷》篇的說法，即指出了劉勰如何在“取鎔經意”、融會百家的基礎上“自鑄偉詞”。《注訂語譯·物色》“簡析”也有典型之例，有助於領會劉勰如何善於會通創造：作者指出，《物色》篇關於“心/物”關係的基本思想，既有儒家樂論之影響，也有莊、玄、佛之因素；但是，劉勰提出的“心/物”交互統合思想，又別具特色：“我們可以說，劉勰的心物交融說，乃是對儒家的人心感物說與玄佛的寄情寄心說的綜合，在此基礎上從理論上加以發揮的結果。”⁶⁴《注訂語譯·物色》第10條注亦指出：“（劉勰）他確實是把藝術創造過程中主體與客體辯證統一的兩個相反相成的進程，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出來，並且對它的特點作出了具體的明確的概括，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是對我國古典美學和文藝理論的一個極為重大的創造性貢獻。”⁶⁵這就是既明淵源而又見創新，更切合寫作實踐過程之心理、認知規律。

《注訂語譯·原道》篇對於劉勰思想創新性的揭示，在研究方法上有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有助於引導讀者舉一反三，在明源流、知典故、通訓詁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思想發展史之“通變”問題。譬如，從觀念來源及語典上看，《原道》篇“自然之道”說，與老莊道家思想密切相關，但是，劉勰取資之意，貴在自立門戶，賦予新義：老莊講“自然”貴在“無為”，劉勰則著意於“有為”，以為“文場筆苑，有術有門”⁶⁶，所以“必資曉術”，方“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⁶⁷。因此，同樣講自然之道，老莊之哲思傾向於如何從“有”返歸其本體之“無”，天地之“母”；劉勰之文思則重點探索天地人“三才”之文如何從“無”自然而然地彰顯為“有”，對於人文而言，則是如何憑藉通乎天地之“心”與性靈秀氣，像陸機說的那樣：“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⁶⁸從“無”中創造出富有個性色彩的“有”。這種以借鑒為基礎的自出機杼，就是一種創造⁶⁹。

同理，劉勰取資於其他諸家思想，一樣有改造，有創造。譬如，劉勰固然以聖人為師、以五經為典範，但取徑迥別一般儒者、經學家，自有個性。從劉勰思想創新性的角度而言，主要體現在：將歷來注重五經之“德”的傳統，轉變為注重五經之“文美”；此有別於漢儒著重從經術或人倫道德角度宗經之旨趣，亦不同於魏晉以來玄學家將儒家玄學化之傾向，而是專力闡發儒學思想中尚“文”傳統，從集部的角度推崇經部的價值⁷⁰。《宗經》篇有助於我們從另一角度領會劉勰的這一用心：“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⁷¹劉勰先以揚雄意見為證，說明儒家五經“含文”特質；又以孔門“文行忠信”四教為據，突出“文”之為義，居於“行、忠、信”等具體品行之前，至關重要。最後，劉勰指出：世人在砥礪品德、樹立美好聲名方面，都知道應該師法以聖人；但是，在如此重要的“建言修辭”亦即文章寫作領域，卻鮮有以儒家五經為宗師者。從論述方式上看，“莫不師聖”“鮮克宗經”都包含了否定語氣，兩相映照，進一步凸顯了劉勰如何著重從“文”的角度看待五經的價值與意義。這一點，與《徵聖》篇的“聖人貴文”思想一樣，都是呼應《原道》篇的根本立意：“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⁷²“道”為根源，“文”乃“道”之自然外化，“聖”則居中承“道”而發於“文”。因此，在“道/聖/文”三元關係中，論“文”之為美，乃重心所在⁷³。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勰“原道”思想之獨創，或可一言以蔽之：“道/心/文/美”四位一體。

張少康先生闡析劉勰“原道”論而彰明其間“文美”思想之創新意義，固然與重通變、尚折衷學術思維與方法有關，另一點原因或許在於其研治古典文藝理論一向注重內部規律、審美思想傳統。張健教授曾以少康先生學術論集《文藝學的民族傳統》為例，歸納其“鮮明的學術風格”：一曰“宏觀與微觀結合”，二曰“兼綜博貫”，三曰“注重純文學理論的研究，重視道佛思想對於中國古代文藝的影響，重視文藝的內部規律的揭示”，並指出此一學術取徑之重要意義：“眾所周知，自解放以後一直到80年代初期，學術界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對於道家思想一直持貶斥態度，道家文藝思想也自然受到否定。在這種政治學術背景之下，張少康對於道佛文藝思想的觀點是與學術界當時的主流相左的。1980年，張少康撰寫《論莊子的文藝思想及其影響》一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未定稿》上，對莊子的文藝思想作了高度的肯定性評價，這在當時是要有相當的理論勇氣的。這篇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80年代中期以後的美學史、文學批評史研究中，無不重視道佛思想的影響，這固然與政治學術領域裏的思想解放的形勢分不開，但就文藝思想史研究領域本身而言，沿波討源，則不能不提到張少康的首開風氣之功。”⁷⁴明乎此，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領會《注訂語譯·原道》篇對於劉勰思想創新性的揭示，學術精神上其來有自，如水流花開，亦自然之勢也。

以上粗略回顧了《文心雕龍·原道》篇義理研究簡況，說明了此論題之重要意義以及過往學術探索存在的認識問題、思維誤區，進而以《注訂語譯·原道》篇“簡析”為中心，結合個人學習心得，從超越成說、融會貫通、注重創新等三個層面，闡明此一新著所呈現之治學方法、學術精神與勝境。作者在《〈文心雕龍注訂語譯〉寫作緣起》中說：“本書之撰寫，起源於對目前《文心雕龍》研究的考察與思考……”“如何在吸取各家成果的基礎上，認真辨析是非對錯，並對原著的正確理解和理論思想作出有深度的分析，撰成一個較為完善的譯注本，仍然是我們研究《文心雕龍》的重要任務。”⁷⁵這種持之以恆、不懈叩問、直面疑難的品格精神，誠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並努力踐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附記：三十餘年前，筆者遊學燕園，忝列少康師門下，以“劉勰《文心雕龍》之‘道’觀及其與尚變批評方法之關係”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後因少康師出國講學，轉由陳熙中師指導具體寫作事宜，盧永璘師亦嘗提供相關建議。茲逢《張少康文集》出版，牆宇重峻，辭義炳燿，而本讀後記見小識淺，何嘗道其壯制鴻績之萬一。唯論題仍關乎《文心雕龍》之“原道”思想，故不揣譾陋，姑以為晚學呈交之課業報告。藉此敬賀少康師文集之刊行，並感謝諸師長多年來惠予之教導與幫助。謹賦短章，用申高山仰止之忱：文心鳴鳳筆，風骨自清嘉。夫子門墙峻，玉聲般若華。康衢通萬變，精理破端涯。夕秀披晴照，燕園滿綺霞。

1.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38頁。

2.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38頁。

3. 楊來來，馬玥，翟家齊：《慶祝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青島召開》，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2023年8月15日“會議資訊”，https://www.sinoss.net/c/2023-08-15/634305.shtml，2024年6月20日訪問。

4. 戚良德：《“龍學”專欄之“主持人語”》，《山西大學學報》，2024年第4期，第53頁。

5. 張少康：《〈文心雕龍〉研究的未來展望》，張少康，汪春泓等：《文心雕龍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95-596頁。

6.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6頁。

7. 其他篇目具體情況為：《徵聖》31條（編號1455-1486），佔比7.97%；《宗經》43條（編號1487-1530），佔比11.05%；《正緯》23條（編號1531-1554），佔比5.91%；《辨騷》115條（1555-1670），佔比29.56%。戚良德編：《文心雕龍學分類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157頁。

8. 參見張鑫宇：《“文之為德也大矣”釋義文獻綜述》，《名作欣賞》，2022 年第 8 期，第113-115頁。

9. 楊明照主編：《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第137頁。

10. 陳國球：《香港〈文心雕龍〉研究概況》，楊明照主編：《文心雕龍學綜覽》，第36頁。

11. 劉紹瑾：《20世紀香港地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鳥瞰》，蔣述卓、劉紹瑾、程國賦、魏中林等著：《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附錄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0-451頁。

12. 劉渼：《臺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01年，第105頁。

13. 劉渼：《臺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第116頁。

14. 劉渼：《臺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第322頁。

15. 牟世金：《劉勰“原道”論管見》，《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1頁。

16. 楊明照主編：《文心雕龍學綜覽》，第47頁。

17. 牟世金：《劉勰“原道”論管見》，《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0-51頁。

18. 牟世金：《劉勰“原道”論管見》，《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2頁。

19.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4頁。

20. 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9-70頁。

21. 張少康、汪春泓等：《文心雕龍研究史》，第205頁。

22. 王運熙：《〈文心雕龍·原道〉的思想傾向》，《中州學刊》，1985年第3期，第67頁。該文的結論是：“我們認為，在探討文之根源這一根本性問題上，劉勰不但是唯心論者，而且是有神論者。”與此類似者又如：管雄《論“文”與“道”的關係——讀〈文心雕龍·原道〉札記》，載《江西大學科學研究論文集》，1963年第1輯；穆克宏《劉勰的文學起源論再議——讀〈文心雕龍•原道〉篇》，《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4年第5期；王景禔《劉勰“原道”論初探》，《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5年第5期；馮春田《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之“道”本原略考及其特性辨》，《東嶽論壇》，1989年第6期。

23.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5頁。

24.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94頁。

25. 參見拙文：《從〈練字〉篇看劉勰〈文心雕龍〉與佛典翻譯理論之關係》，載《〈文心雕龍〉與21世紀文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第468頁。

26. 參見拙文：《〈文心雕龍·辨騷〉之“辨”義及其思想淵源》，《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學報》，2008年第2期，第79-88頁。

27. 羅宗強:《序》，鄧國光著：《〈文心雕龍〉文理研究：以孔子、屈原為樞紐軸心的要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頁。

28. 參見拙文：《劉勰之“道”觀及其與〈易傳〉之關係》，《〈文心雕龍〉疑思錄》，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5頁。

29. 穆克宏《劉勰的文學起源論再議——讀〈文心雕龍•原道〉篇》：“《原道》篇是《文心雕龍》的第一篇，也是劉勰所謂‘文之樞紐’五篇的第一篇，它對我們研究這部書的基本思想是極為重要的。但是，研究者對這篇文章的看法很不一致⋯⋯為什麼研究者理會如此分歧？這是因為各執一端，忽視整體造成的。”《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4年第5期，第44-45頁。此所謂“各執一端，忽視整體”，同樣涉及思維方法問題。

30. 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9、69頁。

31.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4頁。

32. 虞世南《詠蟬》：“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曹丕《典論•論文》：“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33. 張健：《構建古代文論體系，探索歷史發展規律——評張少康〈文藝學的民族傳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年第3期，第85頁。

34. 張少康：《文心與書畫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6頁。

35.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9頁。

36. 劉勰《序志》：“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製作而已。”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5頁。

37. 參見張少康：《〈文心雕龍〉的繼承創新論——古典和現代：“望今製奇，參古定法”》，《文心與書畫樂論》，第100-106頁。

38. 參見《張少康教授學術年表》，張健、郭鵬編：《古代文論的現代詮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08、611頁。

39. 楊明照主編：《文心雕龍學綜覽》，第140-141頁。

40. 張文勛：《文心雕龍研究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14、218頁。

41. 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第59-76頁。

42.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頁。

43. 孫過庭《書譜》：“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44. 牟世金：《劉勰“原道”論管見》，《文史哲》，1984年第6期，第51頁。

45.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2-3頁。

46.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4-5頁。

47.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5-6頁。

48.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頁。

49.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7頁。

50.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66頁。

51.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44頁。

52.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166頁。

53. 張少康：《編後記》，《張少康文集》第十卷，第497頁。

54.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75頁。

55. 參見鄔國平：《〈文心雕龍〉是一部子書》，《上海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第68-76頁。

56. 參見王更生：《劉勰是個什麼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第83-85頁。

57. 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夕秀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99年，第128頁。

58.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5頁。

59.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7-8頁。

60.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2頁。

61.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7-8頁。

62. 張少康：《〈文心雕龍〉的原道論——劉勰文學思想的歷史淵源研究之一》，齊魯書社編：《文心雕龍學刊》第1輯，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第158頁。

63. 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25頁。

64.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96頁。

65.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301頁。

66.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44頁。

67.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下），《張少康文集》第九卷，第243頁。

68. 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89頁。

69. 章學誠《與陳鑑亭書》：“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託於空蒙，劉勰專言文指，韓昌黎氏特為佛老塞源，皆足以發明立言之本。”這也涉及劉勰論“道”之獨特處。王景禔《劉勰“原道”論初探》簡略提到“劉勰的‘自然之道’是‘自成一家之論’的”，引用的是俞銘璜《俞銘璜文集·雕龍一得》之觀點：“（劉勰）他似乎什麼家，什麼論都有一點，但又不全是。他是自成一家之論。”《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5年第5期，第35頁。

70. 參見拙文：《望今製奇，參古定法：劉勰〈文心雕龍〉經典觀之建構》，《長江學術》，2022年第1期，第81-82頁。

71.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39頁。

72.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2頁。

73. 劉勰重文之“用”，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表現之一，也是他撰寫《文心雕龍》的緣起之一，故《序志》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原道》篇也講到儒家五經作為文章典範之巨大功用：“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但是，與一般注重文“用”之儒家學者有所不同：劉勰講文“用”乃建立在文“美”基礎上。這樣的“用”是憑藉文之美，感發人心，拙文《〈文心雕龍〉之“文用”觀》曾論及此問題。參見拙著：《〈文心雕龍〉疑思錄》，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46-260頁。又，有些學者認為，劉勰闡釋《易傳•文言》而與“天地之心”聯繫起來，乃“獨到之見”“實發前人所未發”，不無道理。參見李飛：《〈文心雕龍〉舊注辨證》，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頁。

74. 張健：《構建古代文論體系，探索歷史發展規律——評張少康〈文藝學的民族傳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年第3期，第85頁。

75. 張少康著：《文心雕龍注訂語譯》（上），《張少康文集》第八卷，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