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问题新探

首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梁书·刘勰传》所载之“家贫”，由于没有更具体之描述，本身就易滋歧解。譬如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称：“按舍人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³意谓刘勰之“家贫”，乃相对于“丧父”前家道殷实状况而言，泛指“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而非“家徒四壁，无以为生”。王元化先生则认为：“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⁴，“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⁵。关于刘勰入定林寺前是否因“家贫”而“无力负担租役”问题，王元化先生另加解释：“《梁书》本传称勰少时家贫，这个说法曾经引起了不少怀疑。在刘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谓不高，家产不可谓不富，为什麽到了刘勰竟会变得贫穷起来了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首先我们必须注意：穆之、秀之的后嗣在齐代宋后，已经家道中落……刘勰丧父后，仍然会落入微贱贫穷境地。”⁶

上列两种意见，各自成理。但是，若深加追究，又不无可议之处。概括而言，主要有三。

其一，按照一般论者大致认可的刘勰世系，其间名望最着者，无疑就是刘穆之、刘秀之。前引论家以为“穆之、秀之的后嗣在齐代宋后，已经家道中落”，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而家道究竟如何“中落”，尚语焉未详，无妨略加补说。

按，刘穆之作为刘宋朝“佐命元勋”，虽然身后得刘裕顾念旧恩，追封为“南康郡公，邑三千户”⁷；但后嗣不淑，爵禄传承，日趋没落。《宋书》刘穆之传附传载：“穆之三子，长子虑之嗣，仕至员外散骑常侍卒。子邕嗣……卒，子肜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夺爵土，以弟彪绍封。齐受禅，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⁸《南史》甚而说“坐庙墓不修，削爵为羽林监”⁹。刘穆之其他诸子，仕途亦不甚顺达，门庭日趋没落，如：“中子式之字延叔……在任赃货狼藉，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长子敳……敳弟衍，大明末，以为黄门郎，出为豫章内史。晋安王子勋称伪号，以为中护军。事败伏诛。”¹⁰又，敳弟刘瑀“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使气尚人”,“孝建三年，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坐夺人妻为妾，免官”¹¹。又，“穆之少子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子裒，始兴相，以赃货系东冶内”¹²。因此，有学者指出：“刘穆之的爵位由长子虑之嗣，后由虑之的儿子邕嗣，在宋孝武帝以前，有封国者地位还受到一定的尊重，但孝武帝时期，却使得有封国者在本地区的地位与威信有所降低……刘穆之的后代发展却并不太顺利。”¹³又说：“寒门功臣后代即使以清流起家，但他们在仕进道路上也仍是艰难的，刘穆之的曾孙祥因萧道成禅代而心怀不满，萧道成将他流放广州，说他‘位涉清途，于分非屈’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¹⁴

其二，前引论家以为“在刘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谓不高，家产不可谓不富”，似不宜一概而论。相对而言，刘穆之虽然“家本贫贱，赡生多阙”¹⁵，但生性“奢豪”，后来势力日盛，权位日高，“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¹⁶。他本人对此也有所检省，“尝白高祖曰：……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¹⁷。可见已然由“贫贱”而趋“富贵”阶层。此一事也。刘秀之乃刘穆之从侄，同样出身贫寒，位望亦高，但为政、立身却迥然不同。《宋书》卷八一本传载：

 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秀之少孤贫，有志操……景平二年，除驸马都尉、奉朝请。家贫，求为广陵郡丞……秀之善于为政，躬自俭约……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併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秀之为治整肃，以身率下，远近安悦焉……秀之野率无风采，而心力坚正。上以其莅官清洁，家无馀财，赐钱二十万，布三百匹。¹⁸

可见，刘秀之虽然早年“孤贫”，但确有“志操”，权位日隆而“莅官清洁”，以致身后“家无馀财”。秀之一系，“子景远嗣，官至前军将军。景远卒，子儁，齐受禅，国除”¹⁹。萧齐代宋，难保爵号封邑，其家境復归于贫，殆不难想见。因此，笼统地说刘勰祖上显赫人物“家产不可谓不富”，似不甚妥当。同时也可以看出：《梁书》本传说刘勰“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庶近乎刘秀之“善于为政，躬自俭约”，而迥异于刘穆之“奢豪”“诞节”。

其三，因史家并未明言刘勰“家贫”具体情形，后人拟议，自然歧解纷出。上引杨明照、王元化先生之不同看法，即显着之例。此外，由于不同论家所理解“家贫”标准未必一致，有些说法，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譬如杨明照先生《读梁书刘勰传札记》认为，刘勰之“家贫”，“绝不等于当时劳动人民的一贫如洗，朝不谋夕；只能理解为他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就够了”，幷以《梁书·文学传》为例，指出：

在这篇合传里，目为“家贫”的共三人，除刘勰外，还有袁峻和任孝恭。《袁峻传》云：“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钞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任孝恭传》云：“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略无所遗。”可见袁峻和任孝恭儘管“家贫”，尚有借书钞读的雅兴，喫饭总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如果我们单把刘勰的“家贫”说得连饭都喫不上，那就未免太不了解历史了。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刘勰既是大族，又系达官之后，再穷也不至于此极吧。其所以要“依沙门僧祐”，固然不能说完全与生计无关；但谋生之道多端，朱百年的“以伐樵採箬为业”(见《宋书》卷九三《隐逸·朱百年传》)，沉顗的“樵採自资”(见《梁书》卷五一《处士·沉顗传》)，又何尝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²⁰

从这裡可以看出：或以为“一贫如洗”、“连饭都喫不上”才是“家贫”，或以为“家贫”不过泛指“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其间标准之悬殊，显而易见。不过，杨明照先生援引与“家贫”相关资料以供参考，这一思路与方法，确有重要啓发意义。

“贫”与“富”相对，《说文》曰“贫，财分少也”，《六书故》曰“凡粟米丝麻材木可用者曰财”，本义指缺乏米粟布帛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故史籍曰某人“家贫”，一般指生计艰难、日用匮乏。如《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附：“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²¹又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郦生食其者，陈留髙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²²又如《晋书》卷九四陶潜传：“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尝着《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恆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²³再以与刘勰同时代南朝人士为例：

《宋书·宗炳传》：（宗炳）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赡，颇营稼穑。²⁴

《南齐书·王智深传》：王智深……贫无衣……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苋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²⁵

《南齐书·臧荣绪传》：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²⁶

《南齐书·沉驎士传》：驎士少好学，家贫……永明六年，吏部郎沉渊、中书郎沉约又表荐驎士义行，曰：……家世孤贫，藜藿不给。²⁷

《梁书·贺琛传》：……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²⁸

上列数例，大部分与刘勰境遇相类：失怙，幼孤，家贫。其间，有“掘苋根食之”者，有“贩粟自给”者，亦有“藜藿不给”者。《梁书》刘勰传并未明言其“家贫”具体情形，不过，以同时代幼孤而家贫者为参照，依类而推，刘勰年幼丧父，其“家贫”概况，或许亦相彷佛。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史籍所载“家贫”者中，像王智深、沉驎士等，确实到了前引论者所谓“家贫如洗”之境地。至于为人所熟知之陶潜“家贫”，不仅面临“缾无储粟”²⁹，“夏日抱长飢，寒夜无被眠”³⁰之困境，还留有《乞食》一诗。由此看来，若遽然断定刘勰之“家贫”、“衣食未至空乏”，并非“无以为生”，虽然不无可能，但毕竟难成笃定无疑之论。当然，更关键之问题乃在于：刘勰之“家贫”，是否一定导致“不婚”？具体讨论详下。

  《梁书•刘勰传》“家贫”之后紧接着说“不婚娶”，按照一般阅读理解习惯，自然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因果关係。前引王元化先生观点，即依此思路而得出相应结论，故曰：“刘勰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不过，恰如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联，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因果关係，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并列关係一样，刘勰之“家贫不婚娶”，同样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即“家贫”与“不婚娶”之间未必就是一种因果关係，而是客观陈述两种事实，亦即并列关係。《梁书》作者原本立意究竟如何？刘勰当年家境又如何？皆难以得其实情。所以，拓展史料之研阅范围，考察相关史籍所载古人“家贫”与“婚娶”之关係，择取同类可供参考之事例，或不失为努力接近历史真实之尝试。

前文曾引《宋书·刘秀之传》为例，可知“秀之少孤贫”，早年虽“除驸马都尉、奉朝请”，但仍难以摆脱生计困乏之窘境，故史籍曰：“家贫，求为广陵郡丞。”这种为解决家境贫困而求官之行为，在魏晋南朝时期，似颇常见。其着名者如陶潜，年近而立，即因“亲老家贫”而“求为州祭酒”；年近不惑，又因“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之“贫苦”而求为彭泽令。又如，与臧荣绪俱隐京口，“世号为二隐”之一的关康之，“四十年不出门。不应州府辟”，但是，到了晚年，仍“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³¹。因此，宗炳之孙宗测曾发感慨：“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先哲以为美谈。”³²但是，刘秀之虽然家贫，却颇有“志操”与才器，得何承天之青眼，且以女妻之³³。陶渊明虽然像五柳先生一样，“环堵萧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婚娶却是及其时的，而且“始室丧其偏”后，復娶柴桑翟氏³⁴。至于关康之，虽“性清约，独处一室，稀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但显而易见，也是属于及时婚娶、有家室者。为说明问题，再举数例如次：

《晋书》卷八八庾衮传：……初，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父亡，作筥卖以养母……衮前妻荀氏，继室乐氏，皆官族富室，及适衮，俱弃华丽，散资财，与衮共安贫苦，相敬如宾。³⁵

《晋书》卷八九王育传：王育字伯春……少孤贫，为人佣牧羊……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子章以兄之子妻之。³⁶

《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永明元年，会稽永兴倪翼之母丁氏，少丧夫，性仁爱……同里陈穰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氏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³⁷

《梁书》卷四一褚球传：褚球字仲宝……球少孤贫……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诛灭，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㝢、王思远闻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为之延誉。³⁸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在现实生活中，或许确实存在因家贫而无力婚娶者，但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在缺乏具体载述或相关确凿证据时，笼统地将“家贫”视作“不婚娶”之原因，似欠稳妥。从史籍记载看，“孤贫”者未必不能完成婚娶这一人生要务。即此而论，杨明照等学者在“家贫”因素之外，另求刘勰“不婚娶”之缘由，相对而言，显得更合理些。

正如上文所言，从语义关係看，“家贫”与“不婚娶”未必构成因果关係，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并列关係，即“家贫”者一事，“不婚娶”者，另一事也。后一种理解的合理性在于：“不婚娶”之义，未必如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无力婚娶”，而未尝不是强调传主“不愿婚娶”。也就是说，即使孤立地看，“不婚娶”其实也暗含两种语义阐释之可能：一种因某些客观原因而无法实现婚娶之心愿，另一种则指因个人心志而不想、不愿婚娶。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曾作一设问：

……益见舍人之不婚娶，原非由于家贫。至谓当时门阀制度，甚为森严。托姻结好，必须匹敌。舍人既是贫家，高门谁肯降衡？其鳏居终身，乃囿于簿阀，非能之而不欲，寔欲之而不能也。此说虽辨，然亦未安。缘舍人入梁，即登仕途，境地既已改观，行年亦未四十。高即不成，低亦可就。如欲婚娶，犹未为晚。³⁹

这裡提到的“至谓……”云云，乃指其他论者之认识。其间所及“能之而不欲”与“欲之而不能”之提法，颇有啓发意义。以“家贫”为“不婚娶”之原因者，认为刘勰是“欲之而不能”；杨明照先生既然强调刘勰“不婚娶”主要由于“信佛”，其思路自然偏于“能之而不欲”。这一点，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所收《读梁书刘勰传札记》一文中有更明确表述：“刘勰的‘不婚娶’，我认为不是因为‘家贫’，而是由于信佛，试想一个达官大族的后代，即使家道没落，总不至于穷得到了不能结婚的地步。《梁书》《南史》只说‘不婚娶’，‘不’下并未着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类），那就不应以意逆志地说成是连婚都结不起”⁴⁰。刘勰“不婚娶”究竟是否由于“信佛”，学界意见不一，但影响很大⁴¹。不过，其间提到的《梁书》、《南史》“只说‘不婚娶’，‘不’下并未着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类）”这一说法，似尚未引起必要关注。窃以为就语义理解来看，“不婚娶”之“不”字，诚不宜轻易放过，值得细加品味、琢磨。

按，《梁书·刘勰传》“不婚娶”之“不”字，其实未必另着其他字眼如“能”字之类，即可表达一种强烈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自觉地选择“不婚娶”，而非由于“家贫”等外力之所迫。换言之，勰之“不婚娶”，乃基于主观、内在之心理意愿与志向信念——儘管这一意愿与信念未必如杨明照先生所言之“信佛”，而非由于生计困顿、家资贫乏。

有论者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不”、“弗”二字语法功能的统计分析，指出：“‘不’在否定句中常用来表示当事人强烈的主观色彩或倾向性。具有强调特徵的‘不’句大多是对否定者的主观意愿表示强调……‘不’句有很多修饰语明显表示否定者的主观色彩……具有强调特徵的‘弗’句主要是说话人对客观不可能性表示判断和强调⋯⋯‘不’句大多数表示对否定者主观意志的强调。而具有强调特徵的‘弗’句大多表示说话人对客观不可能性的强调。”⁴²这一结论是基于相关出土文献中“不、弗”用例之分析，自然不宜直接引作《梁书》刘勰传“不婚娶”之“不”字的阐释依据，但至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刘勰“不婚娶”，是否也属于一种具有明显主观意愿的自觉选择？以此为线索，徵之于史籍相关记载，说明这一理解大体符合实情。

检讨史籍，可知“不婚娶”、“不娶”以及“未婚娶”、“未娶”是两种常见的表述。通过考察“不”字句与“未”字句之差异，或许有助于解决《梁书》刘勰传“不婚娶”的语义理解问题。兹先列举与婚娶问题相关之“未”字句：

《后汉纪》姜肱传：……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隐居静处，非义不行，敬奉旧老，训导后进。尝与小弟季江俱行，为盗所劫，欲杀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愿自杀以济家。”⁴³

《晋书》王国宝传：……是时王雅亦有宠，荐王珣于帝。帝夜与国宝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将至，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倾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帝遂止，而以国宝为忠。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⁴⁴

《晋书》庾衮传：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俭，笃学好问，事亲以孝称……而以旧宅与其长兄子赓、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⁴⁵

《魏书》韩麒麟传附子熙传：子熙与弟娉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⁴⁶

《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字延年……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⁴⁷

《南齐书》豫章文献王：豫章文献王嶷字宣俨，太祖第二子……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虽才愧古人，意怀粗亦有在，不以遗财为累。主衣所馀，小弟未婚，诸妹未嫁。⁴⁸

《南齐书》崔怀慎传附公孙僧远传：公孙僧远，会稽剡人也。治父丧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谨。年飢谷贵，僧远省餐减食，以养母、伯……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⁴⁹

以上诸例，说明“未婚”、“未娶”或“未婚娶”，一般指陈客观事实，或由于客观原因，如因孤贫而无力置办财礼，或因对方死亡等，造成想成婚者未能实现主观意愿。这类情形，事出无奈，欲为之而未能如愿。

与上列诸例所表示的情况不同，史籍曰某人“不娶”或“不婚娶”，则往往强调当事者明确的主观意愿，是一种“能而不欲”的自觉选择，如以下各例： 

《后汉书》梁鸿传：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⁵⁰

《后汉书》盛道妻传：犍为盛道妻者，同郡赵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乱，道聚众起兵，事败，夫妻执系，当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道依违未从。媛姜便解道桎梏，为赍粮货。子翔时年五岁，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应对不失。度道已远，乃以实告吏，应时见杀。道父子会赦得归，道感其义，终身不娶焉。⁵¹

《晋书》郭文传：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⁵²

《晋书》杨轲传：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⁵³

《晋书》公孙永传：公孙永字子阳，襄平人也。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⁵⁴

《晋书》石垣传：石垣字洪孙，自云北海剧人。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弊。⁵⁵

《晋书》陶淡传：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⁵⁶

《南齐书》朱谦之传：朱谦之字处光，吴郡钱唐人也……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⁵⁷

由上列诸例可见：前引论者所言“不”字作为古汉语常用否定副词，往往体现着施事者自觉、主动的一种抉择意识；这一“不”字所具备之语法功能、语义作用，在史籍有关“不婚娶”一类的文句中，同样是切合实际的。也就是说，上列史籍所言“不娶”、“不婚”、“不婚娶”者，一般意在强调传主无意娶妻，主观倾向至为明显。以此类推，《梁书·刘勰传》载“家贫不婚娶”，其立意重点，似不在“欲之而不能”，所强调者，乃刘勰在婚娶问题上“能之而不欲”之态度与选择⁵⁸。

 以上援引史籍相关载录，或有助于说明刘勰之“不婚娶”，谅非由于“家贫”所致，而是出于某种志向信念所作出的带有强烈主观意愿之选择。关于此种志向或信念，学界也有学者论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种说法：一者以为“信佛”，前引杨明照先生之观点，最有代表性；二者以为尽“孝”，范文澜先生有此说；三者以为“树德建言”，祖保泉先生《〈梁书·刘勰传〉注》曾有说明：“刘勰终生不娶，受生活环境的限制和‘树德建言’的志趣支配是重要原因，受佛教思想影响也是原因之一。‘因信佛而终身不娶’或‘为求奉时以骋绩而不娶’等论断，皆嫌偏执。”⁵⁹徵诸实际，窃以为第三种说法相对稳妥，比较切合实际，因为此说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如“生活环境的限制”、“佛教思想影响”，其中对“信佛”说以及“奉时以骋绩”说，亦未全盘否定，而只是目之为“偏执”之见；同时，又根据《文心凋龙·序志》内容，将“树德建言”之志趣视作刘勰“不婚娶”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注意的是，“树德建言”之志趣，见于《文心凋龙·序志》篇，是刘勰入定林寺，且“齿在踰立”之后。这是刘勰而立之年的人生志向，是否直接等同于刘勰少时情形，似尚可斟酌。但是，从人生“志趣”的角度探求刘勰“不婚娶”之原因，这一思路确实富有啓发意义。如果回到《梁书》本传，即不难发现，影响刘勰在“早孤”而“家贫”情形下，选择“不婚娶”之原因与目的，答案就在前后文：从原因说，是由于自幼“笃志好学”；从目标与结果说，则是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终于“积十馀年”之功，达到了“博通经论”之境。因此，从语义关係上分析，《梁书》刘勰本传所言“家贫”，其实是承接前文“早孤”二字——因“早孤”而“家贫”；“不婚娶”之原因，关键不在“家贫”，而是呼应前文“笃志好学”。总起来看，因为刘勰自幼笃志好学，“早孤”与“家贫”固然给他的学习带来种种障碍与困难；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助于反激出更强烈的求知慾，更执着的学术追求。为了满足这种求知慾，实现人生目标，刘勰“不婚娶”且“依沙门僧祐”，确实有助于更好地以精专、勤谨之苦功与心力，努力达成人生理想——“遂博通经论”之“遂”字，其实已经标示了“博通”之境与“笃志好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考诸史籍，不难得知：史籍谓某人“家贫”，往往是为了突出某一品格或人生志向。如《南齐书》韩灵敏传：“韩灵敏……早孤，与兄灵珍并有孝性，寻母又亡，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苽半亩，朝採苽子，暮已復生，以此遂办葬事。”⁶⁰婚、丧乃礼制规定之大事，韩氏兄弟因家贫而合力躬耕，意在备办其母丧葬。又如《梁书》冯道根传：“冯道根字巨基……少失父，家贫，佣赁以养母。”⁶¹再如《梁书》沉崇傃传：“崇傃六岁丁父忧，哭踊过礼，及长，佣书以养母焉……母卒……家贫无以迁窆，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⁶²类似这些“家贫”之载记，皆意在突出传主如何尽其孝道，表彰其品德之优秀。

当然，史籍载某人“家贫”，更常见的情况，是意在说明传主如何勤奋好学，如以下诸例：

《后汉书》荀悦传：悦字仲豫……家贫无书，每之人閒，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着述。⁶³

《晋书》车胤传：车胤字武子，南平人也……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⁶⁴

《魏书》许彦传：许彦，字道谟……彦少孤贫，好读书，后从沙门法叡受《易》。⁶⁵

《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⁶⁶

《南齐书》沉驎士传：……驎士少好学，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吏部郎沉渊、中书郎沉约又表荐驎士义行，曰：“……家世孤贫……怀书而耕，白首无倦……”⁶⁷

《梁书》王僧孺传：（王僧孺）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⁶⁸

《梁书》褚球传：褚球字仲宝……球少孤贫，笃志好学，有才思。⁶⁹

《梁书》袁峻传：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⁷⁰

《梁书》刘峻传：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⁷¹

《梁书》任孝恭传：孝恭幼孤……精力勤学，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⁷²

这些例子所言“家贫”，显然并未止于客观记载，而是将“家贫”与“好学”之志联繫起来⁷³，突出传主刻苦自励、精进不止之精神。《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与“家贫”，其立意殆亦与此相近。尤值得玩味者，乃以下诸例：

《后汉书》王充传：充少孤……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⁷⁴

《晋书》王育传：王育字伯春……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⁷⁵

《晋书》祈嘉传：祈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⁷⁶

《梁书》沉约传：沉约字休文……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⁷⁷

纵观此类事例，不难看出其共同表述方式与潜在思维：好学→家贫→如何求学→效果如何。《梁书·刘勰传》亦同此例：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遂博通经纶。弄清史家着述立意与思路，有助于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梁书·刘勰传》所言“家贫”，首先不是作为后一句“不婚娶”之原因，而是重在呼应前文，“家贫”与“早孤”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刘勰如何“笃志好学”，并以“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申述之，很好地说明了“博通经论”之成因。质言之，“遂博通经论”之“遂”字，其实与前文“笃志好学”遥相呼应。这种语气、语义之关係，与上文所举王充、王育、祈嘉、沉约传“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遂博通经史”、“遂博通经传”、“遂博通群籍”云云，在表达方式及着述旨意上，如出一辙。

 综上所论，大致可得如下三点认识：第一，就史籍所载同类材料看，《梁书·刘勰传》所谓“家贫”，其具体内涵之理解，因缺乏明确而直接之证据，既不宜理所当然地解作“无以为生”，亦难以得出“衣食未至空乏”之判断，有待进一步考索。第二，无论是就文义关係而言，还是参照相关史料，刘勰之“家贫”，未必与“不婚娶”存在直接关係——“家贫”主要承接“早孤”而言，“不婚娶”则与“笃志好学”相关联；“不婚娶”之“不”字，主要不是指迫于“家贫”而无力及时婚娶，而是强调“能而不欲”之主观选择与意愿。第三，以史籍载记某人“家贫”之常见表述方式与立意宗旨为参照，可知《梁书·刘勰传》曰“家贫”，意在突出刘勰虽然“早孤、家贫”，但依然立志向学，最终臻于“博通经论”之境。如此理解，“笃志好学”与“家贫不婚娶”以及“遂博通经论”之间，文义关係前后照应，显得更为合理贯畅。

最后拟补充说明三点：第一，本文宗旨在于从语义关係的角度，借助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与《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一节表述方式进行比较类推，为刘勰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疑难问题，提供另一种阐释之可能。在此过程中，注重同类史料的类比旁推、否定副词语气与语义之关係，此一研究对如何更好地运用文本细读法，发现并提炼史家写作立意与表述方式之关联，或有一定启发意义。第二，经由相关论证，说明《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五字，不宜连读，「家贫」二字之后宜加点读。如此标点，给研究者带来更多的阐释空间。句读与文义关係甚为密切，关键之处不宜忽略，“家贫不婚娶”句义理解问题，或可视为一个比较典型之个案。第三，由于刘勰生平资料比较匮乏，亦难以找到魏晋六朝因“笃志好学”而“不婚娶”之相关例证，故文中所作推论、阐释，并未断然判定刘勰“不婚娶”主因在于“笃志好学”，而是依据相关史籍资料，参照史家共有的表述习惯及其基本立意，综合考量多种因素，进而形成如下推论：促成刘勰“不婚娶”且“依沙门僧祐”之原因有两点：一是精神层面的“笃志好学”，二是物质层面的因“早孤”导致之“家贫”，而“家贫”又进一步强化了“笃志好学”之心志。作为一种推论，在学界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之可能，虽非确凿无疑之定论，毕竟有助于推动刘勰生平之研究。因篇幅限制，有关刘勰“笃志好学”之心志与《文心凋龙》相关理论观念之关係，未遑涉及，有待另文讨论，以期进一步显示本文提出的学术新认识对《文心凋龙》研究之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