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Too Poor for Marriage" in Liu Xie’s Biography in Liang Shu

首先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梁書·劉勰傳》所載之“家貧”，由於沒有更具體之描述，本身就易滋歧解。譬如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稱：“按舍人早孤而能篤志好學，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見。而史猶稱為貧者，蓋以家道中落，又早喪父，生生所資，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四壁，無以為生也。如謂因家貧，致不能婚娶，則更悖矣。”³意謂劉勰之“家貧”，乃相對於“喪父”前家道殷實狀況而言，泛指“生生所資，大不如昔”，而非“家徒四壁，無以為生”。王元化先生則認為：“劉勰少時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於貧寒庶族這件事才能較為圓滿地說明”⁴，“至於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於他是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的緣故”⁵。關於劉勰入定林寺前是否因“家貧”而“無力負擔租役”問題，王元化先生另加解釋：“《梁書》本傳稱勰少時家貧，這個說法曾經引起了不少懷疑。在劉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謂不高，家產不可謂不富，為什麼到了劉勰竟會變得貧窮起來了呢？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困難。首先我們必須注意：穆之、秀之的後嗣在齊代宋後，已經家道中落……劉勰喪父後，仍然會落入微賤貧窮境地。”⁶

上列兩種意見，各自成理。但是，若深加追究，又不無可議之處。概括而言，主要有三。

其一，按照一般論者大致認可的劉勰世系，其間名望最著者，無疑就是劉穆之、劉秀之。前引論家以為“穆之、秀之的後嗣在齊代宋後，已經家道中落”，應該沒有多大問題，而家道究竟如何“中落”，尚語焉未詳，無妨略加補說。

按，劉穆之作為劉宋朝“佐命元勳”，雖然身後得劉裕顧念舊恩，追封為“南康郡公，邑三千戶”⁷；但後嗣不淑，爵祿傳承，日趨沒落。《宋書》劉穆之傳附傳載：“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卒，子肜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為南康縣侯，食邑千戶。”⁸《南史》甚而說“坐廟墓不修，削爵為羽林監”⁹。劉穆之其他諸子，仕途亦不甚順達，門庭日趨沒落，如：“中子式之字延叔……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長子敳……敳弟衍，大明末，以為黃門郎，出為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勳稱偽號，以為中護軍。事敗伏誅。”¹⁰又，敳弟劉瑀“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己上”，“使氣尚人”,“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坐奪人妻為妾，免官”¹¹。又，“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黃門侍郎……子裒，始興相，以贓貨系東冶內”¹²。因此，有學者指出：“劉穆之的爵位由長子慮之嗣，後由慮之的兒子邕嗣，在宋孝武帝以前，有封國者地位還受到一定的尊重，但孝武帝時期，卻使得有封國者在本地區的地位與威信有所降低……劉穆之的後代發展卻並不太順利。”¹³又說：“寒門功臣後代即使以清流起家，但他們在仕進道路上也仍是艱難的，劉穆之的曾孫祥因蕭道成禪代而心懷不滿，蕭道成將他流放廣州，說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¹⁴

其二，前引論家以為“在劉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謂不高，家產不可謂不富”，似不宜一概而論。相對而言，劉穆之雖然“家本貧賤，贍生多闕”¹⁵，但生性“奢豪”，後來勢力日盛，權位日高，“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¹⁶。他本人對此也有所檢省，“嘗白高祖曰：……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¹⁷。可見已然由“貧賤”而趨“富貴”階層。此一事也。劉秀之乃劉穆之從侄，同樣出身貧寒，位望亦高，但為政、立身卻迥然不同。《宋書》卷八一本傳載：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秀之少孤貧，有志操……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併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¹⁸

可見，劉秀之雖然早年“孤貧”，但確有“志操”，權位日隆而“蒞官清潔”，以致身後“家無餘財”。秀之一系，“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齊受禪，國除”¹⁹。蕭齊代宋，難保爵號封邑，其家境復歸於貧，殆不難想見。因此，籠統地說劉勰祖上顯赫人物“家產不可謂不富”，似不甚妥當。同時也可以看出：《梁書》本傳說劉勰“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庶近乎劉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而迥異於劉穆之“奢豪”“誕節”。

其三，因史家並未明言劉勰“家貧”具體情形，後人擬議，自然歧解紛出。上引楊明照、王元化先生之不同看法，即顯著之例。此外，由於不同論家所理解“家貧”標準未必一致，有些說法，也只能作為一家之言。譬如楊明照先生《讀梁書劉勰傳札記》認為，劉勰之“家貧”，“絕不等於當時勞動人民的一貧如洗，朝不謀夕；只能理解為他是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就夠了”，幷以《梁書·文學傳》為例，指出：

在這篇合傳里，目為“家貧”的共三人，除劉勰外，還有袁峻和任孝恭。《袁峻傳》云：“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任孝恭傳》云：“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略無所遺。”可見袁峻和任孝恭儘管“家貧”，尚有借書鈔讀的雅興，喫飯總不會有多大問題的。如果我們單把劉勰的“家貧”說得連飯都喫不上，那就未免太不了解歷史了。門閥制度盛行的時代，劉勰既是大族，又系達官之後，再窮也不至於此極吧。其所以要“依沙門僧祐”，固然不能說完全與生計無關；但謀生之道多端，朱百年的“以伐樵採箬為業”(見《宋書》卷九三《隱逸·朱百年傳》)，沈顗的“樵採自資”(見《梁書》卷五一《處士·沈顗傳》)，又何嘗不是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²⁰

從這裡可以看出：或以為“一貧如洗”、“連飯都喫不上”才是“家貧”，或以為“家貧”不過泛指“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其間標準之懸殊，顯而易見。不過，楊明照先生援引與“家貧”相關資料以供參考，這一思路與方法，確有重要啓發意義。

“貧”與“富”相對，《說文》曰“貧，財分少也”，《六書故》曰“凡粟米絲麻材木可用者曰財”，本義指缺乏米粟布帛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故史籍曰某人“家貧”，一般指生計艱難、日用匱乏。如《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列傳附：“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²¹又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酈生食其者，陳留髙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²²又如《晉書》卷九四陶潛傳：“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²³再以與劉勰同時代南朝人士為例：

《宋書·宗炳傳》：（宗炳）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²⁴

《南齊書·王智深傳》：王智深……貧無衣……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²⁵

《南齊書·臧榮緒傳》：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²⁶

《南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家世孤貧，藜藿不給。²⁷

《梁書·賀琛傳》：……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²⁸

上列數例，大部分與劉勰境遇相類：失怙，幼孤，家貧。其間，有“掘莧根食之”者，有“販粟自給”者，亦有“藜藿不給”者。《梁書》劉勰傳並未明言其“家貧”具體情形，不過，以同時代幼孤而家貧者為參照，依類而推，劉勰年幼喪父，其“家貧”概況，或許亦相仿佛。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在史籍所載“家貧”者中，像王智深、沈驎士等，確實到了前引論者所謂“家貧如洗”之境地。至於為人所熟知之陶潛“家貧”，不僅面臨“缾無儲粟”²⁹，“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³⁰之困境，還留有《乞食》一詩。由此看來，若遽然斷定劉勰之“家貧”、“衣食未至空乏”，並非“無以為生”，雖然不無可能，但畢竟難成篤定無疑之論。當然，更關鍵之問題乃在於：劉勰之“家貧”，是否一定導致“不婚”？具體討論詳下。

  《梁書•劉勰傳》“家貧”之後緊接著說“不婚娶”，按照一般閱讀理解習慣，自然很容易被視為一種因果關係。前引王元化先生觀點，即依此思路而得出相應結論，故曰：“劉勰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於他是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的緣故。”不過，恰如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一聯，既可以理解為一種因果關係，也未嘗不可理解為一種並列關係一樣，劉勰之“家貧不婚娶”，同樣可以有另一種理解，即“家貧”與“不婚娶”之間未必就是一種因果關係，而是客觀陳述兩種事實，亦即並列關係。《梁書》作者原本立意究竟如何？劉勰當年家境又如何？皆難以得其實情。所以，拓展史料之研閱範圍，考察相關史籍所載古人“家貧”與“婚娶”之關係，擇取同類可供參考之事例，或不失為努力接近歷史真實之嘗試。

前文曾引《宋書·劉秀之傳》為例，可知“秀之少孤貧”，早年雖“除駙馬都尉、奉朝請”，但仍難以擺脫生計困乏之窘境，故史籍曰：“家貧，求為廣陵郡丞。”這種為解決家境貧困而求官之行為，在魏晉南朝時期，似頗常見。其著名者如陶潛，年近而立，即因“親老家貧”而“求為州祭酒”；年近不惑，又因“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之“貧苦”而求為彭澤令。又如，與臧榮緒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之一的關康之，“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但是，到了晚年，仍“以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³¹。因此，宗炳之孫宗測曾發感慨：“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³²但是，劉秀之雖然家貧，卻頗有“志操”與才器，得何承天之青眼，且以女妻之³³。陶淵明雖然像五柳先生一樣，“環堵蕭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婚娶卻是及其時的，而且“始室喪其偏”後，復娶柴桑翟氏³⁴。至於關康之，雖“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但顯而易見，也是屬於及時婚娶、有家室者。為說明問題，再舉數例如次：

《晉書》卷八八庾袞傳：……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父亡，作筥賣以養母……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³⁵

《晉書》卷八九王育傳：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子章以兄之子妻之。³⁶

《南齊書》卷五五孝義傳：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倪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³⁷

《梁書》卷四一褚球傳：褚球字仲寶……球少孤貧……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㝢、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為之延譽。³⁸

從以上這些例子中，不難看出：在現實生活中，或許確實存在因家貧而無力婚娶者，但應該著重強調的是，在缺乏具體載述或相關確鑿證據時，籠統地將“家貧”視作“不婚娶”之原因，似欠穩妥。從史籍記載看，“孤貧”者未必不能完成婚娶這一人生要務。即此而論，楊明照等學者在“家貧”因素之外，另求劉勰“不婚娶”之緣由，相對而言，顯得更合理些。

正如上文所言，從語義關係看，“家貧”與“不婚娶”未必構成因果關係，未嘗不可理解為一種並列關係，即“家貧”者一事，“不婚娶”者，另一事也。後一種理解的合理性在於：“不婚娶”之義，未必如一般學者所理解的“無力婚娶”，而未嘗不是強調傳主“不願婚娶”。也就是說，即使孤立地看，“不婚娶”其實也暗含兩種語義闡釋之可能：一種因某些客觀原因而無法實現婚娶之心願，另一種則指因個人心志而不想、不願婚娶。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曾作一設問：

……益見舍人之不婚娶，原非由於家貧。至謂當時門閥制度，甚為森嚴。托姻結好，必須匹敵。舍人既是貧家，高門誰肯降衡？其鰥居終身，乃囿於簿閥，非能之而不欲，寔欲之而不能也。此說雖辨，然亦未安。緣舍人入梁，即登仕途，境地既已改觀，行年亦未四十。高即不成，低亦可就。如欲婚娶，猶未為晚。³⁹

這裡提到的“至謂……”云云，乃指其他論者之認識。其間所及“能之而不欲”與“欲之而不能”之提法，頗有啓發意義。以“家貧”為“不婚娶”之原因者，認為劉勰是“欲之而不能”；楊明照先生既然強調劉勰“不婚娶”主要由於“信佛”，其思路自然偏於“能之而不欲”。這一點，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所收《讀梁書劉勰傳札記》一文中有更明確表述：“劉勰的‘不婚娶’，我認為不是因為‘家貧’，而是由於信佛，試想一個達官大族的後代，即使家道沒落，總不至於窮得到了不能結婚的地步。《梁書》《南史》只說‘不婚娶’，‘不’下並未著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類），那就不應以意逆志地說成是連婚都結不起”⁴⁰。劉勰“不婚娶”究竟是否由於“信佛”，學界意見不一，但影響很大⁴¹。不過，其間提到的《梁書》、《南史》“只說‘不婚娶’，‘不’下並未著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類）”這一說法，似尚未引起必要關注。竊以為就語義理解來看，“不婚娶”之“不”字，誠不宜輕易放過，值得細加品味、琢磨。

按，《梁書·劉勰傳》“不婚娶”之“不”字，其實未必另著其他字眼如“能”字之類，即可表達一種強烈的主觀意願，也就是自覺地選擇“不婚娶”，而非由於“家貧”等外力之所迫。換言之，勰之“不婚娶”，乃基於主觀、內在之心理意願與志向信念——儘管這一意願與信念未必如楊明照先生所言之“信佛”，而非由於生計困頓、家資貧乏。

有論者通過對楚簡《老子》中“不”、“弗”二字語法功能的統計分析，指出：“‘不’在否定句中常用來表示當事人強烈的主觀色彩或傾向性。具有強調特徵的‘不’句大多是對否定者的主觀意願表示強調……‘不’句有很多修飾語明顯表示否定者的主觀色彩……具有強調特徵的‘弗’句主要是說話人對客觀不可能性表示判斷和強調⋯⋯‘不’句大多數表示對否定者主觀意志的強調。而具有強調特徵的‘弗’句大多表示說話人對客觀不可能性的強調。”⁴²這一結論是基於相關出土文獻中“不、弗”用例之分析，自然不宜直接引作《梁書》劉勰傳“不婚娶”之“不”字的闡釋依據，但至少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考：劉勰“不婚娶”，是否也屬於一種具有明顯主觀意願的自覺選擇？以此為線索，徵之於史籍相關記載，說明這一理解大體符合實情。

檢討史籍，可知“不婚娶”、“不娶”以及“未婚娶”、“未娶”是兩種常見的表述。通過考察“不”字句與“未”字句之差異，或許有助於解決《梁書》劉勰傳“不婚娶”的語義理解問題。茲先列舉與婚娶問題相關之“未”字句：

《後漢紀》姜肱傳：……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嘗與小弟季江俱行，為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⁴³

《晉書》王國寶傳：……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⁴⁴

《晉書》庾袞傳：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⁴⁵

《魏書》韓麒麟傳附子熙傳：子熙與弟娉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⁴⁶

《宋書》顏延之傳：顏延之字延年……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⁴⁷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為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⁴⁸

《南齊書》崔懷慎傳附公孫僧遠傳：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飢谷貴，僧遠省餐減食，以養母、伯……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⁴⁹

以上諸例，說明“未婚”、“未娶”或“未婚娶”，一般指陳客觀事實，或由於客觀原因，如因孤貧而無力置辦財禮，或因對方死亡等，造成想成婚者未能實現主觀意願。這類情形，事出無奈，欲為之而未能如願。

與上列諸例所表示的情況不同，史籍曰某人“不娶”或“不婚娶”，則往往強調當事者明確的主觀意願，是一種“能而不欲”的自覺選擇，如以下各例： 

《後漢書》梁鴻傳：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⁵⁰

《後漢書》盛道妻傳：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系，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賫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⁵¹

《晉書》郭文傳：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⁵²

《晉書》楊軻傳：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粗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⁵³

《晉書》公孫永傳：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⁵⁴

《晉書》石垣傳：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粗弊。⁵⁵

《晉書》陶淡傳：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谷，不婚娶。⁵⁶

《南齊書》朱謙之傳：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⁵⁷

由上列諸例可見：前引論者所言“不”字作為古漢語常用否定副詞，往往體現著施事者自覺、主動的一種抉擇意識；這一“不”字所具備之語法功能、語義作用，在史籍有關“不婚娶”一類的文句中，同樣是切合實際的。也就是說，上列史籍所言“不娶”、“不婚”、“不婚娶”者，一般意在強調傳主無意娶妻，主觀傾向至為明顯。以此類推，《梁書·劉勰傳》載“家貧不婚娶”，其立意重點，似不在“欲之而不能”，所強調者，乃劉勰在婚娶問題上“能之而不欲”之態度與選擇⁵⁸。

 以上援引史籍相關載錄，或有助於說明劉勰之“不婚娶”，諒非由於“家貧”所致，而是出於某種志向信念所作出的帶有強烈主觀意願之選擇。關於此種志向或信念，學界也有學者論及，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種說法：一者以為“信佛”，前引楊明照先生之觀點，最有代表性；二者以為盡“孝”，范文瀾先生有此說；三者以為“樹德建言”，祖保泉先生《〈梁書·劉勰傳〉注》曾有說明：“劉勰終生不娶，受生活環境的限制和‘樹德建言’的志趣支配是重要原因，受佛教思想影響也是原因之一。‘因信佛而終身不娶’或‘為求奉時以騁績而不娶’等論斷，皆嫌偏執。”⁵⁹徵諸實際，竊以為第三種說法相對穩妥，比較切合實際，因為此說綜合考慮了多種因素，如“生活環境的限制”、“佛教思想影響”，其中對“信佛”說以及“奉時以騁績”說，亦未全盤否定，而只是目之為“偏執”之見；同時，又根據《文心雕龍·序志》內容，將“樹德建言”之志趣視作劉勰“不婚娶”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該注意的是，“樹德建言”之志趣，見於《文心雕龍·序志》篇，是劉勰入定林寺，且“齒在踰立”之後。這是劉勰而立之年的人生志向，是否直接等同於劉勰少時情形，似尚可斟酌。但是，從人生“志趣”的角度探求劉勰“不婚娶”之原因，這一思路確實富有啓發意義。如果回到《梁書》本傳，即不難發現，影響劉勰在“早孤”而“家貧”情形下，選擇“不婚娶”之原因與目的，答案就在前後文：從原因說，是由於自幼“篤志好學”；從目標與結果說，則是入定林寺“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終於“積十餘年”之功，達到了“博通經論”之境。因此，從語義關係上分析，《梁書》劉勰本傳所言“家貧”，其實是承接前文“早孤”二字——因“早孤”而“家貧”；“不婚娶”之原因，關鍵不在“家貧”，而是呼應前文“篤志好學”。總起來看，因為劉勰自幼篤志好學，“早孤”與“家貧”固然給他的學習帶來種種障礙與困難；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有助於反激出更強烈的求知慾，更執著的學術追求。為了滿足這種求知慾，實現人生目標，劉勰“不婚娶”且“依沙門僧祐”，確實有助於更好地以精專、勤謹之苦功與心力，努力達成人生理想——“遂博通經論”之“遂”字，其實已經標示了“博通”之境與“篤志好學”之間的內在關聯性。

考諸史籍，不難得知：史籍謂某人“家貧”，往往是為了突出某一品格或人生志向。如《南齊書》韓靈敏傳：“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苽半畝，朝採苽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⁶⁰婚、喪乃禮制規定之大事，韓氏兄弟因家貧而合力躬耕，意在備辦其母喪葬。又如《梁書》馮道根傳：“馮道根字巨基……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⁶¹再如《梁書》沈崇傃傳：“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踴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母卒……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⁶²類似這些“家貧”之載記，皆意在突出傳主如何盡其孝道，表彰其品德之優秀。

當然，史籍載某人“家貧”，更常見的情況，是意在說明傳主如何勤奮好學，如以下諸例：

《後漢書》荀悅傳：悅字仲豫……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⁶³

《晉書》車胤傳：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⁶⁴

《魏書》許彥傳：許彥，字道謨……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⁶⁵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⁶⁶

《南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家世孤貧……懷書而耕，白首無倦……”⁶⁷

《梁書》王僧孺傳：（王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⁶⁸

《梁書》褚球傳：褚球字仲寶……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⁶⁹

《梁書》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⁷⁰

《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⁷¹

《梁書》任孝恭傳：孝恭幼孤……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⁷²

這些例子所言“家貧”，顯然並未止於客觀記載，而是將“家貧”與“好學”之志聯繫起來⁷³，突出傳主刻苦自勵、精進不止之精神。《梁書·劉勰傳》說勰“早孤，篤志好學”與“家貧”，其立意殆亦與此相近。尤值得玩味者，乃以下諸例：

《後漢書》王充傳：充少孤……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⁷⁴

《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⁷⁵

《晉書》祈嘉傳：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⁷⁶

《梁書》沈約傳：沈約字休文……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⁷⁷

縱觀此類事例，不難看出其共同表述方式與潛在思維：好學→家貧→如何求學→效果如何。《梁書·劉勰傳》亦同此例：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遂博通經綸。弄清史家著述立意與思路，有助於明確這樣一個問題，即《梁書·劉勰傳》所言“家貧”，首先不是作為後一句“不婚娶”之原因，而是重在呼應前文，“家貧”與“早孤”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為了突出劉勰如何“篤志好學”，並以“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申述之，很好地說明了“博通經論”之成因。質言之，“遂博通經論”之“遂”字，其實與前文“篤志好學”遙相呼應。這種語氣、語義之關係，與上文所舉王充、王育、祈嘉、沈約傳“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遂博通經史”、“遂博通經傳”、“遂博通群籍”云云，在表達方式及著述旨意上，如出一轍。

 綜上所論，大致可得如下三點認識：第一，就史籍所載同類材料看，《梁書·劉勰傳》所謂“家貧”，其具體內涵之理解，因缺乏明確而直接之證據，既不宜理所當然地解作“無以為生”，亦難以得出“衣食未至空乏”之判斷，有待進一步考索。第二，無論是就文義關係而言，還是參照相關史料，劉勰之“家貧”，未必與“不婚娶”存在直接關係——“家貧”主要承接“早孤”而言，“不婚娶”則與“篤志好學”相關聯；“不婚娶”之“不”字，主要不是指迫於“家貧”而無力及時婚娶，而是強調“能而不欲”之主觀選擇與意願。第三，以史籍載記某人“家貧”之常見表述方式與立意宗旨為參照，可知《梁書·劉勰傳》曰“家貧”，意在突出劉勰雖然“早孤、家貧”，但依然立志向學，最終臻於“博通經論”之境。如此理解，“篤志好學”與“家貧不婚娶”以及“遂博通經論”之間，文義關係前後照應，顯得更為合理貫暢。

最後擬補充說明三點：第一，本文宗旨在於從語義關係的角度，借助史籍中的相關記載，與《梁書·劉勰傳》“家貧不婚娶”一節表述方式進行比較類推，為劉勰生平研究中的一個疑難問題，提供另一種闡釋之可能。在此過程中，注重同類史料的類比旁推、否定副詞語氣與語義之關係，此一研究對如何更好地運用文本細讀法，發現並提煉史家寫作立意與表述方式之關聯，或有一定啟發意義。第二，經由相關論證，說明《梁書·劉勰傳》“家貧不婚娶”五字，不宜連讀，「家貧」二字之後宜加點讀。如此標點，給研究者帶來更多的闡釋空間。句讀與文義關係甚為密切，關鍵之處不宜忽略，“家貧不婚娶”句義理解問題，或可視為一個比較典型之個案。第三，由於劉勰生平資料比較匱乏，亦難以找到魏晉六朝因“篤志好學”而“不婚娶”之相關例證，故文中所作推論、闡釋，並未斷然判定劉勰“不婚娶”主因在於“篤志好學”，而是依據相關史籍資料，參照史家共有的表述習慣及其基本立意，綜合考量多種因素，進而形成如下推論：促成劉勰“不婚娶”且“依沙門僧祐”之原因有兩點：一是精神層面的“篤志好學”，二是物質層面的因“早孤”導致之“家貧”，而“家貧”又進一步強化了“篤志好學”之心志。作為一種推論，在學界已有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闡釋之可能，雖非確鑿無疑之定論，畢竟有助於推動劉勰生平之研究。因篇幅限制，有關劉勰“篤志好學”之心志與《文心雕龍》相關理論觀念之關係，未遑涉及，有待另文討論，以期進一步顯示本文提出的學術新認識對《文心雕龍》研究之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