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乐舞

契丹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据史料记载，契丹人能歌善舞，其“以鞍马为家”，“逐猎往来，居无常处。”自由生活的方式使其形成了爱好歌舞的习俗。无论宫廷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时时在举行乐舞活动，时时沉浸在乐舞活动中。

契丹乐舞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契丹乐、雅乐、大乐、燕乐、散乐、铙歌、横吹乐、军乐，他们在庄严的祭祀和各种仪式中，或闲暇之余都开展各种各样歌舞活动。

契丹族的乐舞，表现在其社会生活中，犹如食物和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乐舞之所以与人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与契丹人对乐舞的热爱、理解和基本特征直接相关，是契丹族乐舞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因素。《契丹风土歌》中，生动地描述了契丹人草原乐舞的盛况：“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这首歌谣，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契丹族乐舞的盛况。曾出使契丹的宋朝使者王安石“涿州沙上饮盘亘，看舞春风小契丹”绝唱诗句。契丹族的乐舞自成体系，特别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来强盛自己，他们在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乐舞的基础上，又广泛吸取了汉唐、西域乐舞，使得乐舞艺术生活从宫廷到民间都形成了更为鼎盛的时期。从史学家考证著述和大量出土现存辽代文物中，发现的乐舞形象，特别是各类建筑浮雕图案装饰和墓葬壁画上，都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契丹乐舞资料。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相关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材料，加深认识其样式、挖掘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尽而明确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美学的角度也可以总结契丹乐舞的超人之处，这种总结可以从以下现存真实文物材料和乐舞类别，使我们直观的了解契丹人的乐舞生活状况，“乐舞一体”，契丹舞蹈多姿多彩、非常丰富、影响深远。

1、石刻浮雕类，石刻类浮雕艺术作品表现乐舞的大多是石经幢，建筑构件和配件等。辽代社会的诸方面似乎都凝固在这些艺术品中。

浮雕散乐图，辽（公元916年—1125年），高115厘米，宽74厘米，厚7.5厘米，1989年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萧氏夫人墓出土。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浮雕为青砂岩制作，四周有边框。框内半浮雕三排12人，其中11人均系散乐班子里舞伎人。演奏者多数头戴平幞头，身着圆领长袍，腰系宽带，足着高靴。第1人坐式，怀抱琵琶，作弹奏状；第2人坐式，吹排箫；第3人跪式，吹笙；第4人立式，持简板合击；第5人跪式，身前置一具方响，双手各握一铁锤，轮番敲击；第6人跪式，口吹笛；第7人跪式，口吹筚篥；第8人立式，双手持拍板，随拍击节；第9人立式，身前置一大鼓，两手分握鼓锤，一起一落，交替打鼓；第10人立式，横一具细腰鼓，左膝微屈，右脚掌点地，右手持杖、左手以掌边击鼓边舞蹈；第11人立式，吹横笛；第12人立式，髡发，着长袍高靴，双手紧握短柄铁骨朵，应为这支乐队的领班。散乐图浮雕为研究辽代散乐演出形式、乐器配置、乐工装束及乐器形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乐舞石经幢座，辽（公元916年—1125年），高18厘米，边长80厘米。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前召庙开化寺遗址出土，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经幢座正方形，上半浮雕大束莲瓣 纹。四个侧面为各不相同内容的半浮雕，其中一面为4人舞蹈娱乐图，均着窄袖长袍、腰系带，中间一人两肩伸展，上臂下曲，小臂上举。其它3人均为奏乐者，一腿直立，一腿弯曲，作边奏边踢踏舞步。有的双手拱于胸前在吹奏，节奏感和谐优美，给人以特别的神秘感，是辽代佛寺借乐舞娱佛的真实写照。

吹笙乐伎人石刻像，辽（公元916年—1125年）， 1979年巴林左旗林东镇出土，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最大长18.3厘米，最大宽11.6厘米。乐伎人石刻像面部丰满，神态自若，身着薄纱，䌽带飞飘，脚着短靴，双手捧一笙在吹奏。

击鼓乐舞石刻像，辽（公元916年—1125年），高53厘米，宽32厘米。1978年辽上京遗址出土，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石刻像为三仕女击鼓形象，左仕女头部残缺、中间仕女手托圆鼓，右边一仕女左手击鼓，三仕女均身穿薄纱裙，系䌽带，颈饰璎珞，衣纹线条流畅，脚踏祥云。

乐伎人石雕像，辽（公元916年—1125年），高10厘米，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乐伎人像为灰白色叶腊石雕成。表面光滑，立于方座之上。头戴卷沿帽，双目圆睁，面部憨太可鞠，嘴角张开似在吟唱。身着圆领长袍，足登靴，腰挎一答拉鼓、左手打拍板，右手击鼓，双脚运动似边走边演奏状态。契丹乐伎人都是每人演奏一种乐器，而此乐伎却同时演奏两种乐器，表现出艺人高超的演奏技巧。

2、玉牌类，这些玉雕大多是胡人乐舞，透过这些依然可以看到辽代鼎盛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 击腰鼓舞人玉牌，辽（公元916年—1125年），长4.8厘米、宽4.5厘米、厚0.6厘米。1978年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白玉表面光滑，长方形，四角各有一圆孔。舞者为男性，高鼻深目，典型的胡人。身着紧衣，肩阔腰细，足着高靴，盘腿而坐，膝间置一细腰鼓，两手一击一扬，作交替击鼓状，一条长绸搭肩绕肘，随刹那间击鼓动势离肩飘扬，颇具娇健豪放的优美姿态。这应是胡人乐舞玉牌的一部分，此击鼓舞者当是辽宫廷音乐舞蹈吸收西域乐舞的形象写实。

驯狮玉雕像，辽（公元916年—1125年），高13.8厘米，碧流台镇四方城乡漫撒子沟出土，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玉雕像为青玉制作，头戴猴脸面具的舞狮人赤脚骑着一头狮，身着半袖方领短袍、腰系宽带。左手持长棍，右手有一食物投喂狮子。狮子站立，欲吃食物，尾作摇摆状。驯狮者头上有冠，衣服有网格纹，似为表演专用服饰。根据《辽史·乐记》记载各种形式、重要场合或节日均有百戏表演，而驯狮表演则多是来自西域诸国。这件驯狮玉雕当是辽上京百戏表演的真实写照。

胡人乐舞纹玉带銙，辽（公元916年—1125年），最大铊尾长12.6厘米，宽6.7厘米，厚0.6厘米，銙多在6.5—6.9厘米，宽6厘米，厚0.8厘米。2000年敖汉旗萨力巴乡张家营子村水泉一号辽墓出土，敖汉旗博物馆藏。玉带銙由8个銙和1个玉带铊尾组成，形状大小不一，玉料为同一块和田青白玉制作。玉銙上除1人在饮酒，7人均为演奏者的胡人形象，人物服饰略有相同。高鼻深目、大胡须、卷发，身着紧袖圆领衣，系腰带，足蹬长筒靴。整个玉带銙表现的是一个胡人饮酒观赏乐舞状，由7人组成的乐队伴奏，有吹笙、吹横笛、弹琵琶、击毛员鼓、击拍板、击鶏娄鼓、吹筚篥，演奏欢快激扬的乐曲，舞姿优美动人，是胡旋舞动作的生动再现。这支乐队应是辽代宫廷皇家乐队的组成部分，应属￿西域文化在契丹的传播，也是契丹乐舞的一种艺术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