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孫子兵法》的「道」、「全」思想與現實價值。首先分析孫子的兵家思想與先秦諸子思想的異同，論述當中的關係；然後從政治、戰爭、民生上探討「道」，以兵法中提供的策略加上近代戰爭的參考探討「全」的概念；再以「道」、「全」的意義結合《戰爭論》與現代戰爭展現《孫子兵法》對現代社會的價值與啟示。《孫子兵法》在理想與現實中取得平衡，在各篇中提供不同的戰術而實現不戰，此靈活性在現今社會中極具借鑒作用。
戰爭在人類的歷史上不斷上演，而政治與戰爭始終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今天高度發達的人類社會，科技與生活在不斷改善與優化後開始忘記戰爭帶來的傷害，再次利用軍事力量逼使對方屈服。被利益支配而輕易動干戈的政治家不減反增。戰爭彷彿成為唯一一個能達成目的的方法。俄烏戰爭、以巴衝突在無數百姓的傷亡，各方經濟受挫下還未有停戰的趨勢。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什麼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戰的人類一定會使用石頭和木棒。」尤其現在有核武器，一旦開戰全球人類將會同歸於盡。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是否只有戰爭才能達成目的？」二千多年前孫武所寫的《孫子兵法》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答案——「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見它不只是一本兵書，而是化解人類社會各種衝突、矛盾的指路明燈。其理性的思維，以「道」、「全」為重的用兵之道與戰術對後世如何看待戰爭有重大的啟示。
《孫子兵法》內容精練簡潔，此兵家之聖典僅六千餘字但卻奠定了中國兵家思想的核心——「慎戰」。開篇的第一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反映出孫子對戰爭的重視。因而提出「伐謀」、「伐交」、「修道補法」、「五事七計」而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在「道」、「全」思想下，戰爭永遠是最後的手段。但反觀現代社會，戰爭不再是國家大事，演變成家常便飯。社會對戰爭的輿論大多只會討論戰爭的勝負，往往後續的影響又有多少人會人關注？可見這種對戰爭輕佻正是當今社會最應改變的態度，因此透過研究《孫子兵法》對戰爭的概述與「道」、「全」思想，再將其放置於現代戰爭之中從而反思近代戰爭開戰的必要性和輕視戰爭的態度。
（二）研究綜述
本研究的主題為《孫子兵法》的哲學思想與其現代價值。作為中國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無疑是學者們選擇研究的一大熱門課題。以下將大致概括歷年來各學者的研究領域與方向。
經整合後，筆者發現學界中有關《孫子兵法》的研究主要圍繞着三個方向。其一，《孫子兵法》的英譯研究；其二，《孫子兵法》的「慎戰」思想；其三，《孫子兵法》的戰略思維。
首先，《孫子兵法》的英譯研究，學者以時間為切入點探討了其英譯的發展歷程，如二十世紀初與二十一世紀的譯文差異性。二十世紀初期賈爾斯（Lionel Giles, 1875-1958）的譯本主要使用了直譯法，考慮最多的是軍事性而非文學性；而二十一世紀美譯版本則揉合了中國文化與哲學思想，如閔福德（John Minford, 1946-）與梅維恒（Victor H. Mair, 1943-）的英譯本便是以此為主軸。1同時，學者也指出了國內與國外的英譯研究特點，如國內側重於理論性、微觀研究；而國外的則以應用性與宏觀研究為主。
再者，《孫子兵法》的「慎戰」思想的方向上，經學者們深入研究下「慎戰」可分為兩層︰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同時，點出了「慎戰」思想中的和平主義、地緣政治的睦鄰原則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為其現實價值。
然後，在《孫子兵法》的戰略思維的領域上，學者多從「修道補法」、「慎戰」、「全勝」及「保國安民」四方面論述其戰略思維。
以上為學界對於《孫子兵法》的研究現況的大致概括，以下是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的研究。
《孫子》的現代研究專著繁多，如陳曦的《孫子兵法》是近年學者的譯著本。+2作者將全書十三篇進行全文註譯，逐篇題解，雖然觀點較淺薄但書中也針對孫子不同的論點加入各種近代事例讓讀者參考，能夠使讀者更容易參透《孫子兵法》的現代價值；扶剛主編的《孫子兵法》名家評點案例解秘版3是集歷代十三名注家譯篇之大成者。雖然當中甚少談論到作者的觀點，但勝在作者整理完善，根據每篇的文獻提供不同的案例以供讀者參考，也間接地保存了許多資料。
針對孫子「道」論的著作及文獻歷來甚少，大多都是討論「道勝」的內涵與意義。集中地論「道」的文獻如下，黃朴民，諸葛瑞強的〈《孫子兵法》對「道」論考述〉，文章主要針對「道」的內涵作論述，「道」的內涵可被整合成三項︰「治國法則」、「道義恩信」與「客觀規律」。同時，也點出了「道」為戰爭準備中的首要地位。4此外，王婧、李桂生的〈《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道」論發微〉也同樣探討了「道」的內涵，同時也從戰爭的用兵規律、戰術、防守上得出《孫臏兵法》的「道」是《孫子兵法》的演變與發展，惟在論述《孫子兵法》時「道」的內容流於表面不夠深入。5
「道」的現實價值正正為孫子大戰略思想的延伸，于汝波的〈《孫子兵法》中的大戰略思想〉以重戰、不戰與善戰點出孫子的大戰略思想。6
在「全」方面，許多學者也以《孫子兵法》的「全勝」思想為研究方向，如姚振文的〈《孫子兵法》全勝思想再認識〉，作者在「全勝」內容的基礎上，以「全勝」思想的繼承性、目的性、方法性與本質性提出對孫子「全新」思想的新見解。此外，也有學者以「全」的現實價值為題研究，如張有鳳、吳如嵩的〈《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的比較研究〉，兩位學者透過《戰爭論》的「絕對戰爭」理論與孫子的「全勝」戰略作對比道出《戰爭論》的局限性，同時點出兩種戰爭般的根本分別。7此外，張有鳳博士也另有撰文〈再論《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兼論《孫子兵法》與《戰爭論》〉，她再以戰爭制勝理念、戰略追求、戰略哲學根源三點比較《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的不同，同時也指出「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對體現中國傳統兵學及文化與戰略價值的意義。8
本研究旨在探討《孫子兵法》的「道」、「全」思想以及這兩種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價值與啟示。本文分為兩個層面，分別為「道」、「全」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第一，思想層面。「道」、「全」思想在《孫子兵法》中是兩個核心的軍事思想，但「道」、「全」經常被混為一談。事實上，「全」是實現「道」的一套軍事手段，而「道」更是一種形而上的概念，是牽涉政治、戰爭原則、仁義道德的大戰略。本研究將會就二者的性質作深入探討，釐清二者分別。
第二，現代價值層面。筆者從近年發生的戰爭當中的開戰原因、戰術手段以及戰爭後續結果為切入點，討論西方兵家學主張窮兵黷武衍生的問題，從而再觀《孫子兵法》的一套戰爭理論應如何放置甚至應用於現代的戰爭上。皆因筆者發現近年鮮有學者以近代戰爭為切入點研究《孫子兵法》對現代社會的意義。
筆者希望能夠在對「道」、「全」思想深入的分析下，使我們重新審視戰爭和「勝」的解讀同時，更開始重視戰爭。因此，本文深入研究《孫子兵法》的「道」、「全」兩大核心思想，以參透孫子的大戰略，從而在梳理近代的戰爭的緣由、經過及結果中探尋孫子的大戰略思想對現代戰爭的啟示。
《史記》記載，孫子名武，字長卿，生卒年月不詳，齊國人，但《吳越春秋》指他是吳國人。後世圍繞他到底是齊人，抑或是吳人，有許多爭議，兩方皆有一定的證據，但未曾說服對方。清代經史學家孫星衍為此認真進行了一番研討。「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春秋》稱孫書，姓氏以景公賜姓」。9景公是齊景公，孫子的祖先是由景公賜姓，因此可以以此推測他應該是齊國人。孙子的生卒年月已无从考证。孫武在鄉間農地長大，家人期望他能繼承長輩的軍事生涯，而教授他戰術要領、治國之道、權謀之術等知識。孫子把所學理論集結成書，是為《孫子兵法》。在公元前五一二年，吳國大臣伍子胥向吳王力薦孫武，及後他向吳王獻上十三篇兵法。吳王十分賞識孫子並拜他為將。在公元前五零六年，孫武與伍子胥為吳國出謀劃策，采取大跨度迂迴的戰略側面攻擊楚國，成功以三萬兵力屈楚國二十萬之師，取得五戰五勝的巨大成功。經此一戰後吳國名聲大噪，也使楚國從此一蹶不振。
《孫子兵法》共十三篇，其內容包括戰爭、軍隊的基本問題論述與戰略、策略、作戰原則及方法等。它強調戰爭與政治、經濟的關係。提出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基本元素「政治、天時、地利、將帥、法令」，而首要的是政治的「道」；並提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命題。以上的命題正是反映了戰爭的常態規律。
（一）孫子思想概述
1. 時代背景
春秋時期所流行的民本思潮對《孫子兵法》的一套戰爭倫理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民本思想早在西周時期早已萌芽。由《尚書．皋陶謨》的「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這種思想，在周公的「敬德保民」觀念支配下，逐漸轉變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的思維模式。在「敬德保民」的觀念中，保民是因為要順從天意，是對上神的服從。但在民為主，天為次的思想中，重民事不是為了服從上天，是為了國家，社稷乃至统治者的性命。10
民的地位與作用於春秋時期得到進一步的重視︰重民輕神、以神從民已以大部分思想家的共識。以隨國大夫季粱為例，他在討論民與神之間的關係時，曾提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又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桓公六年》）。而虢國的史囂在四十多年後提出「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可見春秋時期的神民關係上，民的地位高於臣，同時也反映春秋時代諸子也意識到民眾才是國家的根本，只要根本穩固，國家才得以安寧順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孫子兵法》正順應了春秋時期的民本思潮，以戰爭倫理的角度提醒告誡統治者與將領要關心民生以爭取民心，使上下和睦，同心同德。可見《孫子兵法》將「民心」視為戰爭的政治基礎與正義的所在。如在〈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指國君修明政治，深得民心，便可令民眾與君心一致。再者，《地形篇》中，孫子強調將領要「唯人是保」。反映出《孫子兵法》中的民本思想與春秋時期盛行的民本思潮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2. 孫子兵家思想與諸子思想之關係
（1）儒家——「仁愛」思想
「仁」是一種道德的範疇，也是孔子﹙前551-前479﹚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因此「仁」有愛人的意義。愛是包括對人的同情、關懷天下的百姓，此為「仁」的主旨。
《孫子兵法》中孔子的「仁」可謂無處不在。如〈計篇〉「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孫子求將帥應具備以上五德，而當中包括了「仁」，即將領須對屬下士卒具有仁愛之心。同時在〈用間篇〉中孫子更提倡用間，因為戰爭需要知己知彼才可力保不敗，利用間諜刺探情報使降低人命傷亡與經濟損失為仁愛之舉；若吝嗇金錢爵祿而不願重用間諜而造成敗仗乃是不仁之至的。以上例子足以說明《孫子兵法》的理論當中有着儒家仁愛思想的影子。同時孫子也借鑒了儒家「義戰」、「仁本」等思想。
在對待戰爭的觀點與態度，用兵的基本原則和根本目的，以及戰爭與政治之間的辯證關係等問題進行了規範，不但令《孫子兵法》在哲學上達到更高層次，也使儒學與兵學兩者互相滲透、相容。11
然而，儒家與孫子兵家在「仁」的主張上也存在異同，主要表現如下︰首先，儒家的仁愛是無分階級貴賤的，孫子雖支持行「仁」政，但在治軍、戰場上卻有敵我、階級之分。二者在行「仁」的範圍卻有所不同。在儒家思想上，不但認為國君應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認為「仁」應是所有人均要遵守的準則，人與人之間也要行仁義。然而孫子卻認為不能夠對所有事情都以「仁」為先。在治軍上，違反軍紀就應當嚴格以軍法處置，確保紀律嚴明。在戰爭上如是，行兵打仗也要講求詭道智勝對手。此為兩家學派對行「仁」之異。
再者，孔子與孫子也同樣重視修身，但二者的目的不同。孔子重視修身是希望使天下「無道」變成「有道」。而改變天下要百姓一同努力。因而強調培養「仁且智」的理想人格。孫子則強調修身是因為他認為人是戰爭中最關鍵的因素，對決定勝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謂「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史記》），想在戰場上奪勝，除了需要強兵外更需要德。「仁」為五德之一是將帥必須具備的素質，只有具備了仁德的將帥，才可領兵作戰，最終達到「安國保民」的目的。
可見，《孫子兵法》的「仁義」思想中加入了儒家思想內容。儒家所提倡的「仁義」是希望社會百姓共同擁有這種至善品質，從而創造和諧的社會，它是基於仁德的共性進行理解。而孫子的「仁義」是應用在治軍、作戰上，有敵我與階級之分，其目是為克敵制勝。雖然二者對仁的側重與目的不同，但儒家“仁義”的思想滲透於《孫子兵法》中起著降低戰爭功利與暴力性的作用，從而增強了戰爭的人文與道德色彩。12
（2）道家——以柔制剛
道家的核心精神分為兩個層次。第一，道。即指自然的存在，為世界萬物本身自然的狀態。要達到最和諧、最自然的境界，便要去除一切造作與分辨是非之物。所以老子不會主動地提倡社會行「仁」，或以「仁義」作一切行為的準則。老子﹙前571-前470﹚一再強調如果強求仁義，便違背了人的自然。第二，以弱勝強。老子看重柔，他認為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以柔克剛、以退為進，如人的身體活著的時候是柔軟的、而死時便是僵硬的，因此要用弱的手段來贏得戰爭。13《孫子兵法》與《道德經》中也有以水的柔性作比喻的地方。如「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道德經．第七十八章》）即似水般柔軟的東西也可以戰勝剛強的事物。而孫子也有相似的觀點，「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虛實篇〉）用兵應如水的流動，水避開高處向低處奔流，因此應當避開敵軍的主力或者防守牢固之處，攻備、出其不意。
將帥觀上，孫子強調將領應在面對任何情況時也要沉着冷靜，找到敵軍破綻後才出擊。因此孫子認為易動怒的不易領兵出擊。「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溫而致戰。」（〈火攻篇〉）14身為軍隊的領導者，不能因為憤怒而盲目地、衝動地發動戰爭，不理性地開戰只會使原本的作戰計畫走向被動。《道德經》的成書時間比《孫子兵法》遲3年，而當中也有相似之處，如「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道德經．第六十八章》。可見二者在將領的素質要求上十分近似。
慎戰思想上，老子可謂是孫子的啟蒙者。老子是典型的反戰者，因為他深知戰爭會使國家造成災難，對民生造成巨大的破壞。但他也了解身於各國互相攻伐兼併的亂世之中，沒人能夠置身戰爭之外，因此他對於不得已的戰爭，是不會排拒的，對於他人入侵也需要作出防衛性的保護「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15而孫子在老子的影響下也有同樣的戰爭觀，如「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云：「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可見孫子也是不好戰，他提倡最理想的結果是在不用動干戈的情況下也可以達成戰爭的訴求與解決紛爭。16因此他主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從他列出的戰術施行次序可見其慎戰的用兵思維。
综上所述，在戰爭評價及用兵原則上，老子與孫子反對不得已以外的戰爭，而用兵原則是以弱勝強，謀略取勝。也可見孫子是受老子「慎戰」思想的影響下，提出取代戰爭的方法。
（3）法家——以法治國
在戰國時期形成的法家思想強調法、術、勢。在治國思想上，法家思想的代表人之一韓非﹙前281-前233﹚強調了政治對軍事的主導作用，他認為內政的治理能使國家強盛，因而具針對性地提出「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韓非子．五蠹》）國家的強大是依靠內政穩定，並非外部因素。而孫子也強調政治對軍事的重要性，在〈計篇〉的首句提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見兩者也強調政治的重要性。
在修法上，韓非子將「法」視為國家的基礎。他認為國家的強盛與法律是否嚴格地執行有關。「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有度》）。他一再強調法律的至上權威，指出只有嚴格地遵從法才可以使國家穩定和強大。而早在春秋之時，孫子便提出戰爭最重要為五事七計，其中「法」與「法令孰行」便是其一。軍法面前，人人平等，縱使將領犯了錯也要受罰，但兵家的處事比法家更通融，不死板，緊急時刻可以越過法度進行賞賜和處罰，並且強調，法令不必瑣碎複雜，要便於使用。17可見孫子行的是彈性的、具實用主義的法律。
（二）孫子「道」、「全」思想及其價值
1.「道」、「全」思想在孫子思想中的定位
《孫子兵法》雖然是一本軍事著作，但它所蘊含的卻是反對窮兵黷武，崇尚和平、慎戰的反戰思想。當中以「道」、「全」思想貫穿全文。
古人常以「仁」、「義」以解讀「道」，使「道」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關係，具有明顯的社會屬性。而孫子所指的「道」，是站在戰爭與競爭等特殊情況下分析，從政治決策、將帥素質及戰爭指導等角度，深入論證「政治之道」，即「仁義之道」才是戰爭決勝之核心因素。
「道勝」是孫子戰略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孫子的廟算計策「五事，七計」中，「道」分別居於五大戰略元素「道、天、地、將、法」；七計「主孰有道」之首。可見「道」不但是戰爭的先決條件，更是具體比較雙方力量，決定戰爭勝負的第一個基本要素。18但他在〈計篇〉中留下答案——「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君主以民本，道義之心治國，使上下一心、生死與共、民眾與君主同心同德，共度國難。政治與戰爭是存在緊密的聯繫，「道」除了體現於對國內的百姓，在戰略上同樣也應以仁為前題，強調雙方用謀略的智慧較量。「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我方民心外，更要得敵方百姓的民心，以德服人。反之，再優秀的君主，一旦失民心也會輸得一敗塗地。因此孫子在戰爭刻意強調了以民為本之「仁」、「義」的份量。
而「全」就是孫子實現「道」的方法。孫子重視人道主義，對戰爭抱持慎重的態度。在兵法的開篇〈計篇〉第一句即道「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因為戰爭是關乎兩方百姓死活、國家存亡的一件大事，孫子從中找到一個能夠力保不失的方法。在〈謀攻〉篇「夫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認為「百戰百勝」不是戰爭的最高境界，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此等兵不血刃，不需經過武力手段以殘暴的戰爭逼使敵人屈服，才是戰爭的最高境界。因為孫子不僅考慮到我方百姓安全，更是關注敵方百姓的生存權利，不能禍及無辜。此外，他意識到不顧一切後果與損失地開戰，即使百戰百勝，也難免損兵折將，耗費國力。導致勝利只停留於表面的戰果，兵勝而國弱。19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最高的作戰原則，通過最大程度上減低暴力對抗以避免戰爭對國家的軍力、財政、人力造成巨大的損失。
2.「道」、「全」思想的現代價值
《孫子兵法》所提倡的「道」、「全」人道主義思想值得現代社會反思。首先，自十七世紀起殖民主義，十八世紀的軍國主義爆發。政治家軍事力量凌駕於政治、經濟與文教之上，使各個領域也為軍事服務。以日本與德國兩個曾經的軍國主義國家為例，國家依靠侵略與擴張以確保本土安全與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便是軍國主義的最佳寫照。而近年戰亂頻起，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俄烏戰爭及以巴戰爭的出現正是現代人從未吸取歷史教訓的證明，仍未戒掉以戰制戰的方式追求和平。然而科技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注定此風不可長。二十世紀原子彈的出現為科學的進步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人類的文明也進一步被威脅。八十年前日本廣島與長崎被美國投下了兩枚原子彈，結果導致五十萬人死亡，當時美國宣稱是希望加快結束戰爭，逼日本投降的舉動。20而美國關於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所確立的原則中就有「造成能夠結束戰爭的原子彈供給美國軍」。可見製作原子彈的初衷是為了結束戰爭，得到和平。然而今天許多國家視核武器為一種可保護國家安全的威懾力量，而國家維持大量核武器的理由是「擁有完全摧毀敵人的能力可以防止對方攻擊你」21原子時期的到來吹響了世界末日的號角，若世人繼續以武器維持國家安全，不以「伐謀」、「伐交」等理性角度出發，放下武器的方式解決國際矛盾與衝突，必定自取滅亡。
第二，戰爭的災難性遠比我們認知的大。因為世人往往只留意到戰爭表面的結果以判斷誰勝誰敗。這是微觀的，狹窄的看法。而孫子指出戰爭帶來軍力、國力、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巨大的損耗。「國之貧於師者運輸，運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作戰篇〉）。即使戰無不勝，也國家也經不起長年累月的戰爭而開始積弱。因此，孫子認為交戰一定要場符合國家利益，政治家不能以氣用事，輕動干戈置百姓不顧。孫子提醒了世人不能忽視戰爭的後果，更不能以只重視表面「勝負」。他將戰爭之「勝」重新定義有利現時人類重新審視「勝利」一詞，及看待戰爭的態度。
第三，以「道」為先才是提升國防之基本。孫子於〈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加上他以「道」為五大戰爭要素之首，可見，孫子認為最有的國防是百姓與國君同心同德。《貞觀政要．卷一．政體》：「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百姓才是國家的根本。國君能夠以民為本，百姓也會以國為先。放眼現在，政治家最大的職責便是妥善處理他與軍臣、百姓的上下級關係，以德服眾，使全國上下願意效忠，順服便能做到最堅固的防禦。現時國際間的軍備競賽正反映着政治家將國防重心放在軍事設備上，也反映着多國間的互信不足與恐懼。造成如今相互保證毀滅的恐怖平衡。這都是缺乏「道」的表現。當政治家們能以民為本，以道治國，國民對政府的支持度便會提升，繼而提升國防實力。
在中國哲學思想中，「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常見概念。先秦諸子百家，無一不談「道」。但兵家的「道」相比起儒家、道家頗有不同。《孫子兵法》作為中國兵家思想之聖典，對「道」多有論及，文中提及「道」一共二十四處，其含義涵蓋道路、方法、規則、規律、道義、道德等多種意項。22自漢代以來，學者對「道」的解讀大多都是限定於仁義、道義、恩信與教令上，是形而上的意義而現代學者則多側重於規律與政治上，較為概括性地解讀「道」。可見孫子的道不但是形而上的概念，也是一種實踐的方法。因此以下所探究的孫子之「道」是包涵「道」形而上的意義以及實踐的方法。
孫子「道」論是從國家的大戰略角度出發，因此兵法上的「道」是立足於戰爭實踐上，圍繞着戰爭策劃、軍隊管理乃至治國方向問題上展開一系列的思想闡述，具有濃厚的民本、仁愛觀念。總括而言，孫子從「治道」、「人道」、「戰道」三個層面以論述「道」，包括「治國之道」、「國君將士的德行素質」、「戰爭規律」三方面，其中治道與道義兩個層面相輔相成，也是歸屬於形而上的類別。23而「戰道」則是戰爭規律上，實際應用層面的領域。而「戰道」的實踐也是實現「治道」、「人道」的方法。可見三者環環相扣。
（一）治道
1. 五事七計
孫子的「治道」是一種政治形勢，當國家有「道」便會有政通人和、講信修睦、民心所向的理想社會環境。可見，孫子「治道」之核心是圍繞愛國愛民、選賢任能、安國全軍為中心帶有濃厚以民為本思想的治國方針。反映孫子認為在施政上以百姓為先，使其安居樂業，便可使社會和諧穩定、政通人和。擁有以上的條件下才可能夠為戰爭做好準備及提供資源。雖然孫子有論述他的施政理念，但全書並未有就治國而討論戰略，而是把「治道」的政治思想融入於戰爭問題上，因此「治道」的理念是隱性的。在分析戰爭問題上，孫子提出了「五事七計」思想，他不僅將「道」作為衡量戰爭實力的主要因素，更將其放置於首要位置。可見孫子以「安國全軍」為上的「治道」為「道」之核心。
孫子於〈計篇〉中提到以「五事」以衡量國家的戰力。「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24「五事」是孫子用作比較戰爭的全局，闡述軍事實力強弱的五個方面。天為天時、地為地利、將為將帥、法為法令。對比以上四事，「道」的含意最為模糊抽象，學界對《孫子兵法》之「道」的統一定義為政治道義。25但政治道義並不等同於政治。事實上，道是政治的核心，它圍繞着愛民、選賢任能與安國全軍的治國之道。更是「令民與上同意也」與「修道補法，故能為勝敗之政」的關鍵。在此，孫子之「道」並非指「道」只能主宰戰果，而是從長遠上影響戰爭勝敗的延續性。因此「道」是一種由外物與精神揉合而成的體現。縱觀孫子的〈形篇〉及其他篇章而言，孫子所要修的「道」，是戰爭中不可勝的基石，也就必然包括着軍事或經濟方面的東西。26而撰寫西方兵學經典《戰爭論》的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1831﹚在論述決定戰鬥的若干要素時也將「精神要素」列作影響勝利的首要因素。但他只把「精神要素」總結為「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和軍隊的民族精神。」27並未有從政治層面討論，由此反映當時的軍事家也意識到「精神要素」的作用。
2. 以道安國
《孫子兵法》中的「道」，孫子本人的解釋是「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生，與之死，而不畏危」。杜牧釋之為「仁義」。張預﹙？-？注之為「以恩信道義撫眾」。28明代軍事家趙本學﹙1478-1544﹚於《趙注孫子》注之為「言使其民體之意，從君之命，與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則為有道之君也」。可見學者都將「道」看成為可使全國上下一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儒家認為當國君不以道治國，背道而行，必會使王權墮落、禮樂崩壞、民怨沸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第十六章．季氏篇》）。同時孟子﹙前372-前289﹚也認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當統治者以「道」施仁政，便會得到百姓的支持與擁戴。反之則失去民心、眾叛親離。荀子更把「道」的重要性上升至國家存亡的程度——「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荀子集解．君制》）。施政符合「道」與否關乎國運安危。可見，儒家與兵家在政治層面上對道的概念與內涵持一致觀點，其核心以安國保民為治國理念。而統治者對百姓的態度正是體現其施政是否符合「道」的關鍵。孫子將統治者與百姓的關係為切入點以論「道」，「道」是維持雙方關係的橋樑，也是衝量雙方關係好壞之道德標準，更從中突顯出「道」所激發的民眾力量，充分地體現出「道」的精神作用。雖然此安國保民思想有潛在的功利色彩，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從根本上體現了濃厚的民本意識。
修「道」是孫子認為是穩定國家局勢以應付戰爭的必要措施。雖然修「道」所涵蓋的內容與行為過於廣泛，但箇中的啟示尤為深刻。核心精神為國君能夠妥善管理國家、使政通人和、百姓安居樂業，塑造出清明祥和的政治形勢，為之「治道」。當國家實現「治道」，便可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地。繼而達到孫子所追求的「修道補法，故能為勝敗之政」的理想狀態。
3. 民本思想
孫子的「治道」思想以安國保民，具濃厚的民本思想為依歸，當中滲透了仁、義等道德特質。而此道德特質則涉及到「道」的第二個範疇。歷史上，針對「道」的解釋，學者多從恩信、仁義、道義等的方向作解讀。張預「恩信使民；以恩信道義撫眾，則三軍一心，樂為其用」，杜牧「道者，仁義也」。29從上述學者的注解可見，反映出孫子之「道」潛在的民本思想可與以上學者的解讀劃上等號，即孫子之「道」等於仁義。雖然孫子的「治道」多是受到儒家思想形響而成。但就〈計篇〉的「五事七計」思想而言，孫子之「道」是一種大戰略，是從宏觀角度論述「道」對政治與戰爭的影響，以及「道」對民意的精神作用，過程環環相扣。而並非表面的仁義道德。
此民本思想的「治道」觀一直於《孫子兵法》的各篇中有所體現。如〈計篇〉中談及將領的個人素質與道德標準須符合「智、信、仁、勇、嚴。」五德。孫子認為戰場上的將領除了有謀略、承擔外，也應以國民的安全、國家之利益為行事標準，不應急功近利，避重就輕。「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30可見孫子視德行智謀兼備的將領為國家及百姓安危的掌控者及主宰者，所謂「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可見從孫子標準的將領道德素養中蘊含了民本意識。此外，在闡述備戰工作及制勝方法時孫子依然以百姓的安危與生活狀態為優先考量。孫子於〈作戰篇〉提到戰爭所需要的物資「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前後方的軍費開支、外交支出、加上制作與維修保養兵器的費用是「日費千金」。當國家因戰爭而貧困時，駐軍附近的物價便會上漲，物價上漲加速國家財力枯竭，財力枯竭便會增加賦稅。最後造成「百姓之費，十去其七」的狀況。為了避免戰爭禍及平民百姓的生活，孫子提出了「因糧制敵」與「速勝」兩個作戰原則。另外，孫子因為深知戰爭會對國家日常運作、民間生產活動以及安危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他於〈用間篇〉強調使用間諜獲取敵國情報，除了「知彼」外，也降低戰爭成本。在下一步的作戰方式與戰爭規劃上，孫子同樣地力求壓縮經濟成本，因而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追求。將高投入、商消耗與高破壞的攻城破兵之計視為下下策，只要在逼不得已時才立足於戰。以「兵不血刃」作為終極目標，從而將雙方的消耗與破壞降到最低，繼而減少百姓的生活的影響。此「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無疑是一個最有利大局的想法，實行雙嬴。孫子不但考慮到本國的政治、經濟損耗及社會民生，也在最大程度上控制雙方人命傷亡及戰爭的暴烈性，體現出孫子的人道關懷與濃厚的民本意識。《孫子兵法》這本被譽為兵學聖典的軍事名著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的軍事思想以「重道輕器」為核心。武經七書之一的《吳起兵法》也是承繼孫子重「道」的戰爭觀。吳起﹙前440-前381﹚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著名觀點。他同樣地認為政治與軍事密不可分。先安內，才能攘外。31相較之下，西方著名的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所撰的《戰爭論》認為戰爭是政治手段的延續及戰爭從屬於政治，但他以「武力打垮敵人」為用兵的最高原則，並認為「戰斗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從用武器解決問題這個最高法則。」對於孫子的重人道主義的戰爭思想，克氏是完全反對的，更指「我們對那些不流血已贏得勝利的將帥並沒有興趣」。作為一名軍事家，孫子有着減低戰爭傷亡的戰爭管控意識，兵法中對人道主義的關懷一覽無遺，無疑對現代的戰爭與軍事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人道
從宏觀上，「道」為一個國家發展的大方針，即「治道」；從微觀上，則細化為一種客觀的標準衡量統治者與將領的德行表現，即「主孰有道」。32這個層次的「道」，則為「人道」。「人道」即是一種具人道關懷與濃厚道德的美好品質。〈計篇〉中的「七計」之首「主孰有道」的「道」是恩信道義與能力兼備的「人道」。張預曰︰「先較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33此外，有學者指出的「有道」或「無道」，是對君主德能優劣及諸侯國乃至天下治亂所做的最高價值評判，而「有道」的表徵就是施行利於民眾的德政。34
國君身為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其品行之優劣對國運興衰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也同樣地關乎到戰略執行，繼而影響最終戰果。因此在分析各項能影響戰果因素時，孫子將「主孰有道」放在「七計」之首。孫子在〈謀攻篇〉中闡述戰略時強調國君萬不能干預軍隊指揮，並提出干預的三大禍患︰
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孫子認為國君應當保持軍事指揮、軍隊管理的獨立性，若加以干預便會對大大的影響戰爭局勢。因此，國君應給予將領全權指揮及尊重軍隊行事與管理的獨立性。從而使熟識部下們的將領能發揮應有的實力，是保證致勝的條件之一。此外，最能反映出國君的道德水平場便是觀察他進行戰爭的決策。孫子於〈火攻篇〉提出「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35國君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有着絕對的決策權。因此國君施行任何的政策及採取軍事行動時應該慎重地考慮，不宜妄下判斷。一切應以國家利益為標準以考慮戰與不戰。不宜摻雜私人恩怨等感性因素而妄下判斷置百姓於危難之中。此外，在〈用間篇〉中，孫子呼籲統治者與將領們應捨利取義，利用間諜取得敵方情報從而減少軍費開支與戰爭對社會和百姓帶來的禍害。所謂「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一天的戰爭開支已需百萬，更遑論一場戰爭。加上「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孫子稱讚善用間諜，知仁求義的國君將領為「明君賢將」。可見，孫子不斷強調「道」盡在其中。雖然孫子的「道」立足於傳統意義如方法、規則之上，但箇中原因無一不為廣大百姓的生活作考量。縱觀《孫子兵法》十三篇的思想與對統治者行為和道德素質的描述，「主孰有道」應是強調統治者的道品行素質的重要性。從「非仁義不能使間」到為將領的五大素質「智、信、仁、勇、嚴」。這些也是孫子主張統治者與將領須具備仁義道德的最佳證明。
從上文所討論的「人道」上，此「道」是指統治者的品行與道德操守，是具針對性的，並非形而上的概念。因此「主孰有道」之「道」的含義是更偏向道義、倫理道德的思想層次。對此，自古以來主流學界將「主孰有道」解讀為「那一方的統治者有恩信道義」。曹操﹙155-220﹚注《孫子兵法．計篇》中曰「道德智能」。36首先他將「道」譯作「道德」，在道德上他更新增了一個特質，將「道」解作「道德智能」，君主不但要有道德素養，更要能力超群。曹操的解讀既全面又充分指出孫子「道」之內涵。而梅堯臣﹙1002-1060﹚注篇中則曰「誰能得人心也」。37即君主是否能夠取悅百姓，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事實上，如君子一般道德精神的國君、將領往往都得民心所歸附。可見，孫子的「主孰有道」更多都是將二國君主的道德素養作比較。相較之下，張預注篇的解讀更為具體。其曰「先校兩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義也』」。38張預與以上二位注家一樣將「道」解讀為「恩信」，他將君主的道德操守放置於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在君權為上的人治社會中，張預強調了人性的重要性。從上述兩位注家的見解上，對於「主孰有道」的解讀與觀點都基本一致即那一方的國君有恩信、道德。
總括而言，孫子所謂的「主孰有道」之「道」是指恩信道義，是對君主道德品行的基本要求。而此要求便是戰爭時實施戰略的前題，更是衡量兩方戰爭實力優劣的關鍵因素。雖然《孫子兵法》是一部軍事著作，在戰略上無一不是透露着現實性與實用性。但綜合全文，書中不但不提倡窮兵黷武，反而討論國君與將領應具恩信、仁義之心，繼而為國家安全、百姓生活負責。同時這些道義之心一旦過重便得不償失，成為被敵方攻擊的軟肋，亦即為將有五危中的「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本質上，「人道」與「治道」是相互表裏的，孫子在政治上提倡安國保民的「治道」思想，因此自然地會對君主、甚至將領的道德素養產生高標準之要求，即「人道」。只有如曹操所言的「道德智能」者才可使保國安民，也是孫子對君主與將領的要求。惟其如此，君主才能夠在政治與軍事決策上秉行正確的大局觀。
（三）戰道
孫子之「道」除了涵蓋政治、道義外，同時都蘊含着戰爭的規律、方法的領域。他對在「戰道」方面的描述不但使「道」的內涵更為飽滿，更向世人揭示了客觀事物內在的規律性，這表現在戰爭領域中，即為「戰道」。39「戰道」是此兵法的一個重要的觀念，以其判斷戰爭局勢、戰或不戰，繼而做出最適合的決策。雖然「道」在戰爭層面上也有涉及「人道」與「戰道」的部分，但他卻有從「規律」一義上作出描述，展現了戰爭的規律性，使「道」在孫子的軍事思想以及兵學史上有着特別的意義與地位。
「戰道」在一般意義上為戰爭的規律，是判定戰爭走勢的一個概念。孫子認為只要了解及掌握戰爭規律，並加以分析，勝利便唾手可得。反之，則必敗。「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40目前，學界普遍對「戰道」有着一致的看法，將其解作戰爭的規律，「戰道」的「道」，指各種條件和形勢綜合呈現的整體態勢，引申為規律。41我們無從得知孫子在撰寫兵法時是否已意識到戰爭的規律性，若從孫子探討戰爭問題時所展現的長遠分析及對戰爭規則的概括，也可知在孫子的思想中戰爭是能夠被認識的。因此，目前的解釋是恰當的。在辭海上，「道」的確有着「規律」的解釋。以《周易．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為例。此「道」同譯為「規律」。孫子將「道」的「規律」含義加入戰爭上是一兵學史上的一大突破。可見「戰道」的意義超出了「道」與戰爭。
而歷代注家對「戰道」上的解讀幾乎一致。如李筌﹙？-？﹚認為「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42他的「戰勝之道」是概括了能戰勝的條件與方法，即「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當萬事俱備的時候，就可在戰場上取得勝利。這種戰爭會出現的形勢、條件與方法正正是戰爭的規律，也是戰爭中必然出現的發展。而張預也有相對一致的觀點，他譯為「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43張預以「必勝之道」解讀「戰道必勝」，可見張預與李筌對「戰道」的解釋有著一致的解看法。總括而言，「戰道」是由不同的戰爭條件形勢所呈現出來的戰爭規律，它在不同背景的戰爭下也同樣地體現出一種總體趨勢。
（四）「道」的現實價值
1.保證擁有「以鎰稱銖」的優勢
首先，孫子之「道」提醒我們高度重視戰爭及為戰爭做好準備，孫子強調要想使自己不被敵人戰勝而要戰勝敵人。44因此要將自己處於「先為不可勝」的主導地位。對待敵人時，要「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也」。45為了立於不敗之地，就應要為防止戰爭與做好戰爭爆發時的物質與精神準備。戰爭力量的準備不單是軍事力量、武器上、更是國家綜合力量的較量。主要元素有六：第一，政治，即道。國家的統治是否澄明，是否能「令民與上同意」；第二，經濟，即「主用」，是指國家經濟可承受的能力，以及保障軍隊後勤的能力；第三，將領的品格素質，即為將，國家將領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大特質；第四，法令嚴明、制度完善，即法；第五，士卒質素優良，軍事設備與武器先進，即為兵；第六，戰場與天氣，即天、地，皆對我方有利而不利於敵軍。綜合以上六種元素可見，要在每一項中也優於敵國是戰爭準備的目標。孫子以此懸殊的差距稱為「以鎰稱銖」——「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46鎰是銖的576倍。可見，孫子認為只有在此絕對優勢時才可遏止戰爭的發生。
放眼現今世界，一場戰爭由開始到結束大多歷時超過十年，現今戰爭對經濟的損耗更為巨大。與以往的戰爭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消耗量大幅上升：僅從單兵日消耗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為6公斤，第2次世界大戰則高達20公斤。在戰爭開支上同樣也增長迅速。如在德國的戰爭開支，從1939年為450億帝國馬克在4年後急增至1090億帝國馬克，德國德戰爭開支佔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從34.8%上升到72.6%公投入了3860億帝國馬克。可見其日費千金。若果當今的統治者對戰爭抱持輕佻的態度，以勢必付上沉重的代價。
以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為例，戰爭的爆發原因是因為「以巴分治」的方案是利於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以色列人口較少但卻到巴勒斯坦地區2/3的肥沃沿海地帶；巴勒斯坦人口更多但卻得到相對貧瘠而且土地不連接的領土使阿拉伯國家強烈不滿而爆發戰爭。阿拉伯國家的戰爭目標是滅絕以色列，阿拉伯聯盟秘書長更聲稱「這將是一場滅絕戰爭，一次重大的大屠殺」。47相比阿拉伯國家人口眾多約4000萬人，以色列地理上陸地陝少，人口只得60萬，又沒有戰略深度，根本沒有緩衝地帶消化阿拉伯世界四面八方的攻擊，加上三面受敵。在軍事上，阿拉伯軍隊人強馬壯，士兵訓練有素外也有精良的英國和法國武器，加上擁有大規模作戰經驗和能力領導出色的約旦軍隊，以色列就連正規軍卻未設立，可見從「兵」、「天」、「地」上幾乎沒有勝算。但在幾乎壓倒性的優勢下為何阿拉伯國家依然會敗給剛建國的以色列？因為阿拉伯國家根本不重視這場戰爭。阿拉伯國家在戰爭迫在眉睫時，並沒有認真備戰。除了約旦軍隊有充分的知識外其他國家並沒有這種迫切感，因為他們想避免捲入以色列的衝突之中，阿拉伯國家在軍事動員上明顯不如以色列，此外在戰事開始時阿拉伯國家手上根本沒有巴勒斯坦的地圖。阿拉伯國家已將他們的先天優勢而狂妄自大沒有認真規劃戰爭。48而以色列人卻對戰爭做好充分準備，針對阿拉伯人的突襲，以色列一方面針對阿拉伯軍隊的弱點採取合適的反擊措施，另一方面通過美國利用聯合國迫使阿拉伯國家與自己達成了一個停火協議，其間更向西方大量購入軍火。49相反阿拉伯國家卻是真正的停火，他們將停戰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聯合國上，可見在戰爭態度上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可謂大相逕庭，阿拉伯國家的落敗也是過於自滿而不重視戰爭所致的。即使有「以鎰稱銖」的優勢，但在規劃、戰略及對待戰爭的態度上有所欠奉，即失道，也會戰敗。
2.戰爭規律與情報
第二，在戰前要掌握戰爭規律與情報。《孫子兵法》全篇一共使用了「知」字高達79次，而「知」正正支撐着中國兵家學說的戰爭理論。孫子在著作中所提的「知」可概括為知「道」與知「情」。前者為掌握戰爭規律，即「存亡之道」、「戰道」、「知勝之道」、「安國全軍之軍」；後者為掌握軍事情報，即「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戰爭醞釀或爆發時是否知「道」與「情」便決定了戰爭的用時及結果。只知「道」或「情」其一都只會是一場敗仗。因此戰爭的決策者需要知「道」與「情」下才開戰。孫子在當時已認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應以實際行動去獲取。在「知彼」上，他在〈用間篇〉的「五間俱起」方略；〈虛實篇〉提出了用示形、挑動、試探性、計算較量等方法以獲取敵軍情報；〈行軍篇〉則列舉出32種相敵之法。50在「知己」上，他提倡君主與將領要知、將領對士卒之可戰或不可戰要知、對士卒在不同環境下的心理特點要知。51
所謂「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當不知情時，必定會使軍費開支與人命傷亡加劇，因而謂之「不仁」。而這個警示到近代戰爭也仍然適用，以1967年的六日戰爭為例，以色列在二戰後仍被種族大屠殺陰霾所籠罩，立國以來戰爭不斷，加上上文提到其地理劣勢，而且埃及更與敘利亞和約旦簽定防務協議答應「一方開戰都會支持對方」。因此面對埃及領導人納瑟﹙Jamāl ʻAbdu n-Nāṣir Ḥusayn,1918-1970﹚ 開戰的基本目標是將以色列滅國時，以色列可謂處於存亡之秋。而以色列的領導者深知一旦被突襲，便會很難扭轉局勢，因此他們決定先發制人，空襲埃及的空軍基地及西奈半島。以色列以寡敵眾的決定是因為知「道」與「情」，以色列過去做過數百次偵測任務以準確了解埃及約旦及敘利亞的空軍基地和得到周邊國家空軍基地的情報。此外，以軍的飛行員們有一本目標簿，寫著以軍的佈局、呼號和防禦措施的詳細資訊。通過無線電攔截，他們甚至建立了阿拉伯主要指揮官的語音辨識檔。52以色列未雨綢繆的行動使他們僅在整個過程中丟失一成戰機，反觀埃及在短短數小時便失去了四分三的戰機。整場戰爭大概用了36小時便奠定了以色列的勝利。最後更奪下了聖地耶路撒冷及戰略要地戈蘭高地。可見知「道」與「情」對戰果的重要性，更使戰爭對國家的損害減到最低，是符合「戰道」與「人道」的仁義之舉，值得現時盲目崇尚武力至上的社會作出反思。
3.萬事以國家行益為先
第三，進行正確的決策，戰爭是猶關生死的國家大事，因此決定戰或不戰最根本的決定是國家利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此句不單是戰爭決策的依據，更是戰爭決策的基本原則——「安國全軍」。為了保障國家的利益，孫子要求將領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應有獨立思考能力，面對君主錯誤的指令選擇不執行，戰術的行使標準為「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維護國家利益的方法就只有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否則便是不仁。以上的論述充分表現國家利益至上的思想。53其次，是周全的計劃，不但要奪勝，更要計劃在戰勝後如何停止戰爭。「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明君慮之，良將修之」。54此句中的「費留」正正是現代社會中戰爭已經判定輸贏但遲遲未能結束的一大原因。杜牧注本譯「有凶咎，徙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55軍隊消耗資財、長期作戰、滯留不歸。
以阿富汗戰爭為例，開戰原因為九一一恐怖襲擊，目的為剷除塔利班政權，消滅恐怖主義。戰爭初期時美軍已出現壓倒性優勢，短短兩個月就使塔利班政權倒臺及使其逃到山區農村以游擊戰抵抗，加上第十年美國的「海神之矛」行動取得成功後戰爭理應就此完結。然而戰爭經歷四任總統的任期後才結束。美軍在阿富汗滯留將近20年原因有三︰第一，美國扶持的新政權不穩定，依賴美國扶持。第二，軍事威脅增加，塔利班在山區經歷了十多年的在地深耕，與當地社會結構密不可分，難以連根拔起。第三，恐怖「伊斯蘭國」崛起使美軍如臨大敵不敢貿然離開。以上的原因除了伊斯蘭國崛起的不可控因素外，第一與第二個原因理應是美國出兵時應該考慮的因素但顯然地被忽略，最后導致不得已滯留的局面。而最遺憾的是，戰爭正式結束後並未有為阿富汗帶來真正的和平，塔利班成功復辟。這場戰爭不但沒有保護美國與阿富汗本土的利益，造成的死傷更是難以預計，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顯示美國在阿富汗戰事上的花費約為9780萬美元。56可見，一場單方面只顧勝利而不顧及如何停止戰爭時，「勝」只會是一個表面的戰果。
一般方法為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戰略原則、以「伐謀」、「伐交」作為實現「全勝」的理想手段。這都是防止戰爭的方法；而特殊方法為在未能實現「全勝」時以「破中求全」為戰爭原則。57可見「全勝」思想的核心是以非殘暴、低殺傷力的方式作戰。盡一切可能將戰爭成本與損失降至最低，同時將戰爭效益最大化。孫子的「全勝」思想可謂開啟了戰爭中務求「不戰」的先河，它奠定了中國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文化，對現今世人對戰爭的思考以及當代戰爭有著重要的啟示。下文將以「全勝」思想之三大主要內容對「全」展開詳細描述。
（一）如何實現「全」
孫子於〈謀攻篇〉中對「全勝」思想作出進一步解釋時提到：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勿而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存。
針對「故兵不頓而利可存」此句，各注本有不同的解釋。梅堯臣的解釋為「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為『謀攻』，故兵不鈍而利自完」。58當中的「故兵不鈍而利自完」顯然地是指「兵不戰」的結果。而李筌的解釋為「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兵收利也」。59當中的「以全勝之計」指的便是方法和手段。可見古人早已對「全勝」有不同的定義。
《孫子兵法》的「全勝」本來就已經包括了目的與手段兩個層面。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為例，「不戰」是手段，「屈人之兵」則是目的。由於「不戰」比「開戰」的手段更為高明，因而「善之善者也」。台灣學者鈕先鍾先生指出「全」在孫子的思想中有廣狹二義。從狹義上，「全」是「破」的對應詞，因此求「全」即指力保現狀而不加以破壞，即使受破壞也理應將傷害減到最低。而從廣義而言，「全」即變成了一種抽象的哲學概念，在思想方法的領域中也代表着一種獨特的思考途徑。60
由此可見，「全」的思想蘊含着方法論，而且更上升至戰略層面，當中涉及政治、經濟、外交等問題。而「全」之本質其實是一種大戰略。要深入理解「全勝」思想，便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這種方法論的意義和價值予以審視和觀照：
1.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戰爭指導原則
首先，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戰爭指導原則，孫子認為不以直接交戰而使其屈服於我方意志，方為戰爭的最高境界。由於孫子意識到即使百戰百勝，也難免損兵折將，蠶食我方國力，最後得不償失，造成兵勝而國弱的後果。因此他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戰爭指導原則，盡可能減低戰爭為國家、軍隊與百姓所造成的損失。
孫子提倡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從根本上解決戰爭問題的最理想結果——「全勝」。此舉能扭轉戰爭中「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表面勝利結局。不但能化干戈為玉帛，同時也保全雙方的國家利益、軍人性命以及百姓安危。然而所有戰爭的背後都有所為「化不開」的矛盾，那麼如何才能以最低成本以達成目的呢？孫子也提出了參考答案「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61即在戰爭指導上要貫徹「非戰」、「非攻」、「非久」三個原則。孫子重視的是「全」，而非不顧一切地獲「勝」。在遵從以上原則下，便可以最低戰爭成本將利益最大化，保「全」之餘又可免於用兵之害。
以完璧歸趙一事為例，秦昭襄王﹙嬴稷，前325-前251；前306-前251在位﹚﹙下稱秦王﹚提出以十五座城池以換取趙國和氏璧使趙王陷於兩難之中。若給，怕秦王得璧玉後不償城；若不給，便給秦國借故出兵犯境。而趙國國力不能與秦匹敵下，只能智取。趙國使者藺相如﹙？-？﹚借秦王「禮節甚倨」為由企圖玉石俱焚，一邊使趙惠文王﹙趙何，前310-前266；前298-前266在位﹚﹙下稱趙王﹚「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一邊派人暗度陳倉，完璧歸趙。秦王齋戒後得知藺相如完璧歸趙一事外，更被直指秦國一向不堅守盟約。
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廉頗藺相如列傳〉）
秦王不但未有因藺相如欺君而賜其死罪，反而命人厚待藺相如，讓他返回趙國。藺相如的一連串動作使秦王意識到就算殺死藺相如，也不能得到和氏璧，更會斷送兩國友好的邦交，加上秦國比趙國強大，趙國不敢因一塊璧玉而得罪秦國。最後秦國未有以城池向趙國換取璧玉，也沒有釀成戰爭。由上文可見，趙國並沒有對抗秦國的實力，戰爭主導權完全落在秦國手上，無論趙國是否奉璧也好，趙秦戰爭的出現只是時間的問題。以當時秦國與趙國的實力而言，趙國就算僥倖不被滅也元氣大傷，只能久延殘喘。但藺相如憑一己之力「伐謀」而勝於秦。不但為趙國保留和氏璧外更化解了一場蓄勢待發的戰爭，成功保全趙國上下之安危，更「不戰而屈人之兵」。
透過深入分析當前局勢制定戰略，將整體與根本利益置於首要考慮從而適當地運用自己的資源，盡可能取得戰爭的主導地位。
2.宏觀地觀察局勢
第二，要以宏觀的視覺觀察局勢。戰爭非純粹的武力格鬥，開戰會嚴重影響政治、經濟與民生，造成一連串蝴蝶效應。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何以「不戰」卻又能使對手屈服，實現「全勝」呢？孫子曰︰「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62此句正正反映孫子認為最理想的戰爭手段為「伐謀」、「伐交」，也體現出孫子的道德與價值追求。孫子認為戰爭中最佳的取勝方式先為「伐謀」、其次「伐交」，因為這兩種手段都是歸納為「不戰」的範疇，是實現「全勝」的最佳途徑。相反，「伐兵」、「攻城」被孫子視為下下策皆因它們是屬於「戰勝」範疇，是逼不得已下的選擇。甚麼是「伐謀」、「伐交」？「伐謀」是一種使用「詭道」的策略，所謂「兵者，詭道也」，在戰爭各個環節上用計欺騙敵方以削弱其實力，造就己方絕對的戰爭優勢與地位，使敵方不得不放棄對抗我方；而「伐交」即指使用外交手段分化離間對手，摧毀敵方同盟，擴大我方聯盟，從而使敵方內部四分五裂，被逼至孤立無援的境地，令其向我方屈服。孫子從大戰略角度出發尋找解決戰爭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他沒有被戰爭所局限，反而從更高層次的哲學角度上從根源性審視戰爭。因此，孫子意識不需要依靠武力手段，只需靈活運用外交與謀略便可逼使對方屈服。常人認為只可以使用武力震壓才可取勝，但事實上通過挫敗敵方的謀略、破壞其外交手段等同樣也能夠達成戰爭目的。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羋旅，？-前591年；前613-前591﹚便具備了這種大戰略意識，其重視運用外交與政治手段配合軍事行動，以「伐謀」、「伐交」之力一雪城濮之戰國恥。例如，在邲之戰前夕，楚軍先示弱求和，所謂「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行軍篇〉），掩飾進攻意圖，使晉國驕傲之心膨脹。「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63楚國言辭謙卑，力陳楚國不敢冒犯晉國，只為制服鄭國而已。此外交辭令盡顯大國風範。此後，當楚軍察覺到晉軍內部矛盾時，便派出小股騷動部隊加以刺激，進而激化內部矛盾，分化晉軍。64「楚許伯禦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65「致師」一詞指挑釁對方。楚軍一招「示形動敵」不可謂不高明。既可以試探敵軍虛實，使其軍情無所遁形，又可激化晉軍內部矛盾，尤其迫使晉軍中主戰派的反彈。從而在戰前便立於不敗之地。「故能而示之不能」、「卑而驕之」、「親而離之，攻其不備，出奇不意」。66正因楚莊王善用《孫子兵法》中的十二詭道才能以勝利者姿態奠定春秋五霸的地位。
3.立足長遠
第三，立足長遠，以利益持久性為先決條件規劃戰略手段與目標。「伐謀」、「伐交」兩種手段相比武力戰爭所需的角力時間與運作周期更加長久，因此決策者與統治者需要具前瞻性的思考與長遠的目光。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67無論從事或參與任何活動，參與者都要深謀遠慮，未雨綢繆，更何況是生死在於一瞬間的戰爭。身為國君或將帥，若果只顧及一時的蠅頭小利而忽略長遠的戰略利益與戰術得失之間的關係，他只能為小兵小將註定不能成為一名具仁義之心的高明戰略家。此外，從戰略層面上，上文所提及的「道勝」其實也是一種以長遠目標與解決問題的根本為基礎的戰略思想與理論。荀子﹙前316-前237﹚曾曰：「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荀子．王制篇》）尉繚子亦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68古代學者所提的「王奪之人」與「兵以道勝」便是指通過行仁義之政，立道德之範以贏得民心，從而在根本上改變雙方的格局。
以「臥薪嘗膽」故事為例。越王勾踐﹙？-前464﹚因不聽范蠡﹙前536-前448﹚諫言調動所有精兵迎擊吳軍最後在會稽之戰敗於吳國而幾乎被滅國。當勾踐知道不能再次一意孤行時，聽從范蠡之言「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加上勾踐聽從范蠡提議，賄賂吳國太宰伯嚭﹙？-前473﹚繼而使吳王夫差﹙？-前473﹚赦免勾踐，得以保國保命。而勾踐回國後勤勞刻苦，苦心孤詣，更「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不斷提醒自己緊記從前在會稽所受的屈辱，此外，勾踐更「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做到「修道補法」，與民眾共度時艱。勾踐之賢能也得敵國的伍子胥認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而夫差所為正正相反，他窮兵黷武，揮霍無道，「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最後勾踐成功於二十二年後成功一雪會稽之恥。
勾踐的成功絕對跟「伐謀」、「伐交」加上前瞻的思維有關。首先，他利用吳國太宰伯嚭的貪婪，以美女、寶物引誘其使議和之事成事，即為「利而誘之」。第二，勾踐沒有被恥辱蒙蔽雙目，當國力恢復時立刻反擊吳國。而是忍辱負重，觀察局勢。他知道吳國正攻打齊、晉，而且與楚、越有仇恨，德少而功多，一定會驕橫狂妄。因而與齊、楚、晉結盟。默默壯大自身力量再一舉滅吳，可見其深謀遠慮，洞悉先機。即為「伐謀」。第三，勾踐時刻提醒自己在會稽的恥辱，繼而「臥薪嘗膽」、親自下田耕作，飲食中沒有肉、對臣子謙恭有禮、禮賢下士；救濟貧苦百姓，吊唁死者，與百姓同甘共苦，使越國復甦，即為「修道」。以上三個因素使勾踐於二十二年後才成功雪恥。從「臥薪嘗膽」故事可見，成功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段漫漫長路，將領與統治者須養成未來意識，進行遠程思考，以前瞻性為根本規劃戰略目標與實施手段。博福特﹙1902-1975﹚曾在其名著《明日戰略》一書中說過︰「戰略不是為今天而設計，而其一切都是為明天著想。」69
（二）謀求局部「全勝」的法則
孫子作為一名軍事家，在表達他對戰爭的理想追求是也當然地知道「不戰而屈人之兵」只是鳳毛麟角，「戰而勝之」才是一般的戰爭定律。因此在兵法中，孫子將戰爭指導分為兩個層次，一為全勝層次，二為戰勝層次。70雖然《孫子兵法》中主要都是孫子提倡的「全勝」思想，然而他也毫不忌諱地提出「破」的概念。「全」是指在我方沒有任可損失下使敵方屈服，此為最理想結果；「破」是指敵方攻入我方而造成損失，而此才是普遍的戰爭常態。孫子非但沒有將「全」與「破」對立，更將二者辯証地統一說明。
「全勝」思想包含了「不破之全」與「破中求全」，即「全勝」及局部「全勝」。對此孫子從〈謀攻篇〉起展開了描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71以上的「五全」與「五破」都是孫子認為戰爭中常見的結果。而「伐謀」、「伐交」、「伐兵」、「攻城」都是戰爭中使用的手段。使用不同的手段便會有對應的結果。以「伐謀」、「伐交」為手段時、往往能做到「全國」、「全軍」，即「不破之全」，達成戰略層面的全勝。而以「伐兵」、「攻城」，最多只能實現「全旅」、「全卒」、「全伍」，即「破中求全」，是戰役、戰術層面上的「全勝」。因此「伐謀」、「伐交」是孫子認為的上策而置於首位。而「伐兵」、「攻城」則是一般戰爭會出配的手段。由於「攻城」既會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又會使國家經濟帶來沉重的壓力，加上雙方角力時間長久。所謂「兵貴勝，不貴久」，所以孫子將「攻城」列為最下策。可見孫子主張以「伐謀」、「伐交」以實現「不破之全」，就算已經出動了「伐兵」、「攻城」時，也決不可以放棄「伐謀」、「伐交」的機會，力求「破中求全」，盡最大力量降低戰爭的損失，以求局部的全勝。無論是戰術抑或戰略也是服從於「必以全爭於天下」的總原則，在全局或局部皆得到圓滿的「全勝」結局，以保全國家的利益和軍人的生命。因此，孫子「全勝」的思想是理想與現實的統一，是利益追求與安全追求的統一。72
不能忽略的是，「全勝」思想是兵法主張的「慎戰」思想組成的重要部分，充分體現出孫子對武力抱持謹慎的態度。雖然「全勝」背後有着濃厚的儒家民本仁愛思想，但它與當時的儒家、墨家等提出的「去兵」、「非戰」等主張可謂大相徑庭，孫子身為軍事家並沒有對流血的戰爭產生多大抵觸，他的理想是將戰場武器轉為口舌與謀略，在必要開戰時力保不失。因此不能夠輕率地把它定義為和平主義。《孫子兵法》的「全勝」思想對中國兵學思想與軍事理論有着奠基的作用，後世以此為本逐步形成中國傳統的軍事文化與戰略文化的特色。此優秀的軍事文化應要被世人發掘、傳承與弘揚。
（三）《戰爭論》的崛起與對「全」的影響
在世界兵學史上，有兩部兵書一直受人青睞，有着兵家雙璧的美譽。一部是本文主角《孫子兵法》，另一部是產生於十九世紀初期由克勞塞維茨（以下簡稱克氏）撰寫的《戰爭論》。前者為是封建時代的中國軍事代表作，而《戰爭論》則是近代西方軍事霸權的作品，二者前後相差二千多年。73而兩部兵書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戰爭思想與理念。《孫子兵法》重道輕器，而《戰爭論》則重器輕道。在《戰爭論》出現前，霸道主義的兵學一直都是屬於小眾派別，《孫子兵法》一直受中國以至世界所重視。但在鴉片戰爭與甲午戰爭失敗後，孫子的「道」、「全」思想被受質疑，過時的說法甚囂塵上，大量的西方兵書被引入後基本上取代了以《孫子兵法》為首中國的軍事經典《武經七書》的地位。尤其在十九世紀以後，《孫子兵法》開始被政治家所忽視，《戰爭論》卻被受各國追捧。在兩次世界大戰前，《戰爭論》於軍事著作的地位無法撼動，絕對地占領着近代軍事學的高地，而導致戰爭接二連三地發生。74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不斷擴展加上火炮技術高速進步下使軍隊作戰方式與編制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在法國大革命以及軍事改革下，《戰爭論》在此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克氏撰寫《戰爭論》時以拿玻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與腓特列﹙Friedrich II, 1712-1786﹚為他的研究對象。他將拿玻崙致勝的戰術寫進此書中。他的一個核心觀點受人重視「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他同樣地以哲學角度分析戰爭的本質，但他得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暴裂性、殲滅等意識貫穿全書。因此，克氏認為戰爭便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就戰爭的目的而言，則始終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敵人，也就是使敵人無力抵抗」。75「消滅敵人軍隊是一切軍事行動的基礎，始終是一種比其他一切手段更為優越、更為有效的手段了」。76可見，在《戰爭論》中不論戰略上還是戰爭上，消滅敵人是「一切戰鬥的唯一目的」。而他對於用武力以外的方法消瀰戰爭是錯誤的，正正反對孫子的詭道論。
有些仁慈的人很容易認為，一定會有一種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傷亡就能解除敵人的武裝或能打垮敵人，並且認為這是軍事藝術發展的真正方向。這種看法不管多麼美妙，卻是一種必須消除的錯誤思想。
正正克氏的戰爭理念迎合着西方侵略的需要，繼而以大量的致命性的武器在短短幾十年間產生。科學沒有為人類創造便利，而是製造災難。由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到核武器等，政治家通過對敵國國土大規模的破壞，以敵國國民的生計、經濟作為威脅，摧毀他們的意志以達成其目的，毫無道德可言。事實上，從二十世紀帶給人類空前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核武器的出現已經反映出克氏的一套「戰勝」、「器勝」思想理論的缺點表露無遺。但人類並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吸取到任何教訓。以二戰結束後僅十六年爆發的越南戰爭為例，美國看似打贏了每一埸戰役，但為何總讓人覺得「雖贏猶敗」？美國著名的戰略思想家柯林斯﹙John Collins, 1899-1989﹚指出：「孫子說：『上兵伐謀』」，在越南戰爭中，謀即指大戰略。77美軍以暴裂的戰爭手段使敵國因為懼怕其破越力而失民心。美軍動用了一系列駭人的武器如燃燒溫度高達攝氏2700度的石化燃燒彈、毀滅莊稼導致饑荒的橙劑。加上在1968年的美萊村屠殺，殺害了504名無辜村民。78此等泯滅人性，濫殺無辜，不保「全」的行為已經使本來不傾越共的百姓也背離。米杜普博士表示：「當時並不是大部分的南越人民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大部分人只不過是想繼續過生活，盡可能地避免戰爭。」79可見，美軍的戰略目標由一開始已經出現錯誤。而對於美軍也同樣失去美國國民之支持：如從1968年開始的媒體將無辜平民被殺、重傷或被虐待的影像呈現於電視與報紙上，的確做到克氏思想中的「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但同時這些暴烈的行為也嚇怕了許多美國人，繼而反對戰爭，形成一場浩大的抗議活動——肯特州立大學屠殺事件。
儘管約翰．甘遒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17-1963﹚試圖欲在越南以非傳統的方式作戰，但迷信自身力量與技術優勢的美軍仍然堅持在越南進行傳統的消耗戰，以強大的軍事基礎殲滅對手，據統計，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消耗的彈藥總計高達1500萬噸，約為二戰時期美國消耗量的2倍。其中重戰鬥人員人均彈藥消耗量為800萬噸，是二戰時期美軍在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投彈量的3倍多。80在軍費上，根據國會研究服務處於2008年發報的《美國重大戰爭的投入成本》，估計美國在越戰花費為6860美元，換算成今天則超過9500億美元。巨額的軍費開支加劇了美國的財政赤字與國際收支逆差，繼而導致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令美國的經濟長期陷於滯脹狀態，間接地約束美國的軍事發展。再一次印證了「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美國忽視了「上兵伐謀」這句至理明言，不計成本投入了戰爭，忽略保「全」的重要性，錯用消耗戰為戰略地伐兵與攻城加上失去了時間控制，導致軍費不斷上升，更加一次次的屠殺事件下失去兩國國民支持，失了「道」。應了「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貴勝，不貴久」。最核心的是，越戰本來只是北越與南越的戰爭，相比美國而言，越南必定更重視戰果。因此美國本來難以打勝仗。此外，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轄下的「歷史文獻辦公室」於戰爭的第四年（即1965年）發報的「國際安全事務」，指出美國在越戰的主要目標「為了避免美國遭受恥辱性的失敗」，占了所有目標的百分之七十。美國因為大國之威信而輕動干戈，開展了一場對美國幾乎沒有任何益處的戰爭。也應了「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在非利、非得、非危的情況下伐兵攻城，本來已經是不義之舉，加上屠殺事件大失兩國民心。以上可為美國在越戰戰敗的結論，也是不跟從「全」的現實寫照。
（四）「全」的現實價值
1.核武時代的挑戰與慎戰思想的意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對於克氏的戰爭思想產生質疑。尤其在核武器的誕生後，更將此思想的弊端表露無遺。使西方學者對《戰爭論》的聲音與日俱增。當中以英國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1895-1970﹚的最具典型性，他熟讀《孫子兵法》與《戰爭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便發表文章，呼籲大眾應對克氏的戰爭目的的觀點重新審視，即「絕對戰爭論」，更對克氏的戰略思想「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作為戰爭的唯一目的」表示深惡痛絕。同時，他更稱讚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他指「戰爭最有利和最經濟的形式，就是通過「癱瘓」解除敵人武裝，而不是通過『殲滅』將其摧毀」。81他也批評克氏「蠻力」戰勝的手段，認為「戰爭中的真正目標，不在於尋找敵人進行會戰，而在於建立有利的戰略態勢」。82另一位美國的空軍上校約翰．沃登﹙John A. Warden III, 1943-﹚也有相似的看法，他就着「消滅敵人主力」為戰略核心理論，提出「五環目標理論」︰第一環為指揮、控制及通信系統，第二環是生產設施，包括石油、電力、軍工設施及其相關企業；第三環是基礎設施，包括機場、港口、鐵路、公路等交通設施，部隊使用的各種軍用基礎設施以及部分相關企業；第四環是民心，包括與作戰有關的軍事與非軍事人員、戰部隊，包括防空系統、軍營、坦克部隊等。沃登把敵人當「一個有機的系統」考慮，指出「領導層是真正的重心」，他承哈特的「癱瘓」戰術提出，癱瘓整個系統的重心應先「打擊敵人的領導層」。同時，他主張「用子彈射穿敵方大腦」，將癱瘓系統局部或徹底癱瘓敵方系統作為「永遠的戰略目標」。沃登此番理論可謂與「擒賊先擒王」，此理論更不需要動干戈就令敵人失去戰鬥力。從哈特讚揚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與他提出的「癱瘓」戰術加上沃登提出的「五環目標理論」可見近代學者發現真槍實彈的戰爭最終只會引致兩敗俱傷的下場。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是當代處理戰爭與國際關係的濟世良方外更是對「全」的反思。也反映孫子的「全」對於現代促進慎戰思想意義。
在慎戰思想的前題下，想以最低成本解決戰爭問題時最佳選擇必定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而此戰略思想的核心部分由「伐謀」、「伐交」組成。對於現代戰爭而言。謀略、外交鬥爭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尤為突出，軍事行動帶有鮮明的政治、外交色彩。83所以在選擇採取任何一種軍事行動上，要同時確保軍事鬥爭的勝利也要妥善處理外交鬥爭。為「全勝」創造堅實的基礎。
以1990年的海灣戰爭為例，正當伊拉克不斷向以色列發射「飛毛腿」導彈時，以色列並未有選擇立刻還擊的報復方式。它為了得到美國與其他國家部隊的支持，對伊拉克的空襲行為採取忍讓態度。正因以色列沒有對伊拉克施以報復行為，使美國與多國部隊打擊伊拉克創造了有利條件。在美國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Sidney Eagleburger，1930-2011﹚訪問以色列期間，以色列財政部長向他列出了以色列於海灣戰爭中遭受損失的一大串清單，堂而皇之地要求美國為以色列所受的損失補償100億美元。84美國除了答應以上要求外，更提供武器裝備。從以色列的決策中可見其高明地使用了「伐謀」、「伐交」手段。它明白各國的圖謀目的，在權衡利弊得失後明智地採取適當的手段，繼而保全自己同時得到巨大的利益。可見，於現代社會中善用「伐謀」、「伐交」的戰略在國際關係不但可以看清各國的動向與目的外，也利於結交戰略伙伴。創造良好的國際形象，建立聲望。從而在國際關係中立足於有利的位置，既可確保軍事目標的實現，又能可在外交鬥爭中保全自己的利益；相反，若不重視「伐謀」、「伐交」，則容易失去民心及其他國家的支持，使自己處於孤立無援的境況之中，不能在國際衝突與戰爭中處於主動的位置。反映出「全」於現代政治外交的價值。
2.核武時代的之「全」：戰爭、毀滅與人類文明的反思
此外，從二十世紀開展的核武器時代為人類文明綁上了一個計時炸彈。因此「全」對於現代社會、甚至人類文明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兩次世界大戰已為人類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加上核武器時代的到來為人類帶來嚴峻的考驗。在戰爭尚未能消停下，如何減少戰爭造成的損失及傷亡是人類目前必須認真對待和處理的問題，在思考問題時更應反思尚武的戰爭思想對人類的影響。由於果的勝敗是需要人類共同承擔的。張預的注本就「是故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此句譯作「戰後而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85因此，在戰爭在開始後已判定人類的敗仗。尤其現在先進武器，如核武之盛行。雖然許多國家視核武器為保障國家安全的一種威懾力量。但若果統治者只顧得到戰場上的勝利，莫視使用核武器的後果時，人類可能就此覆滅。就80年前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向日本廣島投下的原子彈造成了14.6萬人死亡，而原子彈所釋放的能量等於1.5萬噸TNT烈性炸藥，它產生的巨大火球與衝擊波造成的破壞範圍上至8公里，瞬眼間便可摧毀數公里內的建築物。86而現今彈頭釋放能量可以超過100萬噸當量，其破壞性可以毀滅級形容。在核武器擁有高度破壞性的前題下，各國維持大量核武器的理由是「有完全摧毀敵人的能力可以防止對方攻擊你」，即「相互保證毀滅」。87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一直有很多核測試，當中核武器的技術不斷增加，但所幸它從未在戰場上出現過。可見，現時的「全」是由各國的互相制衡下而成。雖然如此，在世界重新發現「全」於現代的價值時對於核器的保存與製造有相應的措施。以1970年共191個國家簽署的《核武禁擴條約》為例，其目的是防止核武器擴散並鼓勵削減現有庫存並促進和平利用核能。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Manuel de Oliveira Guterres, 1949-﹚向安理會成員表示：「事實證明，有效的核查機制是信心建立最成功且最持久的措施之一」。88以上條例的出現可見政治家對核武器的使用秉持謹慎的態度，也反映出人類未曾忘記80年前原子彈事件的教訓，為世界的「全」立下了一個里程碑。
3.影視與現實：反思戰爭毀滅與孫子「全勝」的啟示
《孫子兵法》作為兵學史上最受矚目的兵書之一，其軍事理論、思想、甚至戰術上放置現今社會中依然值得參考。而現今的亂世與「和平」一詞可謂相距甚遠，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孫子軍事思想的核心「道」、「全」的意蘊，以「道」、「全」思想的角度剖析近代戰爭，從而進一步突出「道」、「全」思想的當代價值。
在「道」、「全」意蘊的研究上，二者的最大分別為其本質︰「道」既有形而上的意義也是實踐的方法，而「全」只是一種實質的手段。其次，「全」是從屬於「道」的一種延伸，孫子的「道」當中包含了「治道」、「人道」、「戰道」，是論述在政治上、君主將領行為上、戰場上的如何體現「仁」。而「全」是針對戰爭時實踐仁義的主要戰略。當中主要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爭的宏觀視覺」與「具前瞻性的戰略手段與目標」。從本質與性質上可見二者的分別。
在近代戰爭研究上，戰術手段反映戰爭消耗的多長的時間與戰勝方。雖然在《戰爭論》「器勝」思想的薰陶下，近代戰爭中出現「伐謀」、「伐交」的次數較少。但當其中一國有「伐謀」或「伐交」下，戰爭都呈現較快結束的趨勢，而該國也多為勝方。以六日戰爭為例，以色列「伐謀」空擊阿拉伯國家，更以以寡敵眾的情況下短短數日將埃及、約旦及敘利亞徹底打敗，創造奇蹟般的勝利便是最有力的例子。從六日戰爭的例子中可以肯定的是「道」、「全」思想對於現代戰爭是有着決定性的作用，打破《孫子兵法》已過時的說法，更體現出這套思想對於近代戰爭研究的貢獻。
專著
1.（清）孫星衍︰〈孫子兵法序〉，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7。
2.扶剛主編︰《孫子兵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頁1-995。
3.鈕先鐘︰《戰略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102。
4.陳曦譯注︰《孫子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頁1-246。
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灣︰洪葉文化，2015年1月），頁733-734。
6.［德］克勞塞維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頁257-305。
期刊論文
1.蔡麗娟︰〈二戰後期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原因剖析〉，《蘭台世界》第15期（2009年8月），頁46-47。
2.陳二林：〈修道而保法：《孫子兵法》重德思想解析〉，《濱州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頁11-15。
3.陳學凱：〈論孫子兵法對古典軍事學的貢獻〉，《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4期（1999年12月），頁69-74。
4.鄧紅洲、李玉蘭：《越南戰爭的經驗教訓、特點及影響》，《軍事歷史》第6期（2004年12月），頁31-35。
5.黄樸民、諸葛瑞強︰〈《孫子兵法》對「道」論考述〉，《齊魯學刊》第3期（2019年6月），頁37-43。
6.季紅琴、周昕怡︰〈回顧與總結︰《孫子兵法》百年英譯與研究〉，《上海翻譯》第4期（2023年4月），頁79-84。
7.江樹民︰〈阿拉伯國家的內部衝突與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失敗〉，《歷史教學》第10期（2002年10月），頁25-29。
8.劉義生︰〈淺析《老子》的戰爭論〉，《雄工學報》第十一輯（2013年6月），頁175-197。
9.孟祥才︰〈孫武、吳起兵法之比較〉，《濱洲學院學報》第21卷第5期（2005年10月），頁102-105。
10.齊仲里、齊越︰〈《孫子兵法》在現代戰爭中的應用價值〉，《內蒙古教育教職版》第12期（2013年12月），頁80。
11.任力︰〈孫子「全勝」思想探析〉，《海軍工程大學學報（綜合版）》第8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3。
12.汪柳︰〈《孫子》的修道而保法〉，《軍事歷史》第4期（1985年8月），頁59-60。
13.王婧、李桂生︰〈《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道」論發微〉，《黃岡師范學院學報》第32卷第5期（2012年10月），頁36-37。
14.姚振文︰〈《孫子兵法》的道勝思想及現代運用〉，《領導科學》第3期（2012年1月下），頁22-24。
15.姚振文︰〈《孫子兵法》全勝思想再認識〉，《孫子研究》第4期（2017年8月），頁28-35。
16.于汝波：〈《孫子兵法》中的大戰略思想〉，《濱州學院學報》第21卷第5期（2005年10月），頁7-12。
17.張有鳳、吳如嵩︰〈《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的比較研究〉，《濱州學院學報》第32卷第5期（2016年10月），頁5-9。
18.張有鳳︰〈再論《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兼論《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的不同〉，《濱州學院學報》第34卷第1期（2018年2月），頁20-25。
19.諸葛瑞強︰〈以晉楚之戰談用兵之道〉，《孫子研究》第1期（2018年2月），頁30-37。
學位論文
20.李云︰《〈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研究》（陝西：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頁1-43。
21.劉柳︰《〈孫子兵法〉戰爭倫理思想研究》（長沙︰中南大學，碩士論文，22023年），頁1-41。
網站
22.BBC中文︰「烏克蘭戰爭和普京『核威脅』︰俄羅斯和各國的核武器現狀」，BBC中文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2022年3月4日發表。（瀏覽日期：2024年2月27日）
23.BBC中文︰「阿富汗20年——塔利班、反恐戰和戰爭的代價」，BBC中文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2021年9月11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2月26日）
24.BBC NEWS︰「1967 war: Six days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1967年︰改變中東的六天」），BBC NEWS網站（https://www.bbc.com/news），2017年6月5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2月26日）
25.大衛．巴尼特︰《阿扎姆的種族滅絕威脅》（中東季刊︰第18卷第4期），中東季刊網站（https://www.meforum.org），2011年秋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2月16日）
26.馬克．謝亞：「越南戰爭50週年：再看美國失敗的七大原因」，BBC中文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5108729），2023年3月29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3月6日）
27.印太防禦論壇雜誌：「特立獨行的國家挑戰核子武器核查標準」，引自（https://ipdefenseforum.com/zh-hant/），2023年11月24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3月5日）
腳註 ：
1. 季紅琴、周昕怡︰〈回顧與總結︰《孫子兵法》百年英譯與研究〉，《上海翻譯》第4期（2023年4月），頁82。
2.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22）。
3.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4. 黄樸民、諸葛瑞強︰〈《孫子兵法》對「道」論考述〉，《齊魯學刊》第3期（2019年6月），頁37-43。
5. 王婧、李桂生︰〈《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道」論發微〉，《黃岡師范學院學報》第3卷第5期（2012年10月），頁36。
6. 于汝波：〈《孫子兵法》中的大戰略思想〉，《濱州學院學報》第21卷第5期（2015年10月），頁7-12。
7. 張有鳳、吳如嵩︰〈《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 的比較研究〉，《濱州學院學報》第32卷第5期（2016年10月），頁5。
8. 張有鳳︰〈再論《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 兼論《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的不同〉，《濱州學院學報》第34卷第1期（2008年12月），頁21。
9. （清）孫星衍︰〈孫子兵法序〉，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7。
10. 劉柳︰《〈孫子兵法〉戰爭倫理思想研究》（長沙︰中南大學，碩士論文，2023年3月），頁14。
11. 劉柳︰《〈孫子兵法〉戰爭倫理思想研究》，頁15。
12. 劉柳︰《〈孫子兵法〉戰爭倫理思想研究》，頁16。
13. 李云︰《〈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研究》（陝西：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頁31。
14.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225。
15.《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一章, 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瀏覽日期﹙2025年2月18日﹚。
16. 劉義生︰〈淺析《老子》的戰爭論〉，《雄工學報》第十一輯（2013年6月），頁190。
17. 李云︰《〈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研究》，頁33。
18. 姚振文︰〈《孫子兵法》的道勝思想及現代運用〉，《領導科學》第3期（2012年1月），頁22。
19. 任力︰〈孫子「全勝」思想探析〉，《海軍工程大學學報（綜合版）》第8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
20. 蔡麗娟︰〈二戰後期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原因剖析〉，《蘭台世界》第15期（2009年8月），頁48。
21. BBC 中文：「烏克蘭戰爭和普京『核威脅』︰俄羅斯和各國的核武器現狀」，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2022年3月4日發表。（瀏覽日期︰2024年2月27日）。
22. 黃樸民，諸葛瑞強︰〈《孫子兵法》對「道」論考述〉，頁37。
23. 同上，頁37。
24.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3。
25. 王婧、李桂生︰〈《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道」論發微〉，頁36。
26. 汪柳︰〈《孫子》的修道而保法〉，《軍事歷史》第4期（1985年8月），頁59。
27. ［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頁257。
28.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5。
29.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上卷，頁14。
30.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184。
31. 孟祥才︰〈孫武、吳起兵法之比較〉，《濱洲學院學報》第21卷第5期（2005年），頁103。
32. 黃樸民，諸葛瑞強︰〈《孫子兵法》對「道」論考述〉，頁40。
33.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8。
34. 陳二林︰〈修道而保法：《孫子兵法》重德思想解析〉，《濱州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頁12。
35.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225。
36.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上卷，頁9。
37. 同上，頁23。
38.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上卷，頁9。
39. 黃朴民，諸葛瑞強︰〈《孫子兵法》對「道」論考述〉，頁41。
40.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183。
41. 同註41，頁41。
42.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下卷，頁679。
43.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下卷，頁693。
44. 于汝波：〈《孫子兵法》中的大戰略思想〉，頁8。
45.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146。
46. 同註47，頁69。
47. 大衛．巴尼特︰《阿扎姆的種族滅絕威脅》，中東季刊，第18卷，第4期，2011年秋 （Azzam's Genocidal Threat - Middle East Forum）（瀏覽日期︰2025年2月16日）。
48. 江樹民︰〈阿拉伯國家的內部衝突與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失敗〉，《歷史教學》第10期（2002年10月），頁27。
49. 同上，頁27。
50. 于汝波：〈《孫子兵法》中的大戰略思想〉，頁9。
51. 同上，頁9。
52. BBC NEWS：「1967年︰改變中東的六天」，引自BBC NEWS網站（1967 war: Six days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 - BBC News）（2017年6月5日）。（瀏覽日期︰2025年2月26日）
53. 于汝波︰〈《孫子兵法》中的大戰略思想〉，頁9。
54.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22。
55.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上卷，頁830。
56. BBC中文︰「阿富汗20年——塔利班、反恐戰和戰爭的代價」，引自BBC中文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瀏覽日期︰2025年2月26日）
57. 任力︰《孫子「全勝」思想探析》，頁1。
58.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上卷，頁186。
59.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上卷，頁176。
60. 姚振文︰〈《孫子兵法》全勝思想再認識〉，《孫子研究》第4期（2017年8月），頁32。
61.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43。
62.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41。
6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灣︰洪葉文化，2015年1月），頁733-734。
64. 諸葛瑞強︰〈以晉楚之戰談用兵之道〉，《孫子研究》第1期（2018年2月），頁32。
65. 扶剛主編︰《孫子兵法》下卷，頁730。
66.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10。
67. 陳學凱：〈論《孫子兵法》對古典軍事學的貢獻〉，《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1999年8月），頁72。
68. 《尉繚子·戰威》，引自諸子百家（https://ctext.org/zh）。（瀏覽日期︰2025年3月20日）
69. 鈕先鐘︰《戰略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102。
70. 任力︰《孫子「全勝」思想探析》，頁2。
71.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37。
72. 任力︰《孫子「全勝」思想探析》，頁3。
73. 張有鳳、吳如嵩︰〈《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 的比較研究〉，頁5。
74. 張有鳳、吳如嵩︰〈《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 的比較研究〉，頁5。
75. ［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頁305。
76. 張有鳳、吳如嵩︰〈《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 的比較研究〉，頁5。
77. 張有鳳︰〈再論《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 兼論《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的不同〉，頁21。
78. 馬克．謝亞：「越南戰爭50週年：再看美國失敗的七大原因」，引自BBC News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5108729），2023年3月29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3月6日）
79. 同上。
80. 鄧紅洲、李玉蘭：〈越南戰爭的經驗教訓、特點及影響〉，《軍事歷史》第6期（2004年12月），頁34。
81. 張有鳳、吳如嵩︰〈《孫子兵法》戰略追求的當代價值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 的比較〉，頁6。
82. 同上，頁6。
83. 齊仲里、齊越︰〈《孫子兵法》在現代戰爭中的應用價值〉，《內蒙古教育教職版》第12期（2013年12月），頁80。
84. 同上，頁80。
85.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39。
86. BBC NEWS︰烏克蘭戰爭和普京「核威脅」：俄羅斯和各國的核武器現狀2022年3月4日，（瀏覽日期︰2025年2月27日）。
87. 同上。
88. 「特立獨行的國家挑戰核子武器核查標準」，印太防禦論壇雜誌（https://ipdefenseforum.com/zh-hant/2023/11/特立獨行的國家挑戰核子武器核查標準/ ），2023年 11月24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3月5日）
89. 陳曦譯注︰《孫子兵法》，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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