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2024.04.25

真正的大師——論雙雪濤《大師》中的成長主題

雙雪濤是80年代傑出的東北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大師〉在內，主題主要圍繞東北的興衰和普通東北人的生活。東北作為上世紀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在改革開放後衰落。對於〈大師〉的解讀，前人主要分析父親角色，而社會分析只作輔助。例如，有論者認為下崗父親直面生活體現了堅韌的人民情懷¹。還有論者認為，父親抵抗悲慘命運體現著高遠追求²。前人多關註父親在困境中所表現的優良品質，較少關註社會缺陷和困境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部分論者忽略了小說中作為敘事者和兒子角色的「我」。牟曉博曾簡潔指出「『我』是父親和時代的旁觀者，又是親歷者」³。本文將以牟曉博的研究方向為基礎，挖掘小說的成長主題，分析「我」認知父親從而認識世界的成長過程，並展開分析「我」認知世界的真實面貌。

一、「我」對父親的認知

小說的第一段說明了「我」和父親在外表上的相似，這種相似也暗示兩人之間隱形的羈絆。小時候「我」親近父親並總會選擇跟隨他外出下棋，這是我依賴親近的他者來構建自我，所以此時「我」只是一味模仿父親的表相。以特別長的雪夜為例，父親關註下棋的背後的文化和以棋會友的想法，但「我」更關註父親「仕」走錯了。「我」此時無法理解父親輸贏觀的內涵，只模仿到了父親表面的棋路。

青春期時期，「我」有了所謂「獨立的見解」，然後作為幹預敘述者評價父親像個怪人，並用詳細的敘述勾勒出父親的怪，諸如撿煙頭、穿校服、掛姓名地址牌子等。小說也用省敘逐漸減少對怪人父親的描述，使讀者能夠感受到「我」對父親的關註在青春期所謂」獨立」心理中逐漸減弱。這讓讀者以及「我」越來越抽離於父親，我們對父親除了同情外更多是質疑。讀者和「我」有這種感受的原因是象征層和想象層在發揮作用，我們在無意識裏接受了社會的大量他者所建立的規範，並通過這些規範來認定我們是與父親不一樣的自我。因此「我」此時的「獨立」思維根本不獨立。

在「我」與瘸子對弈時「想搶著把對方殺死」⁴，「搶」和「殺」這些急性的動詞都暗示了「我」無意識裏功利主義的社會輸贏觀。然而「我」在下棋前也自然提出「不要掛東西」，暗示父親的思想也同時潛移默化影響著潛意識，像一顆種子。這種不平衡的狀態在「我」連輸後崩潰了，父親思想的種子終於發芽並讓「我」看到了父親所面對之世界的真正模樣，「世界上我一個人也不認識，世界也不認識我，把我隨手丟在這裏了，被一群妖怪圍住」⁵。「我」曾經試圖融入「正常」社會，現在終於抽離出來開始獨立思考與社會的關系，從而看到了隱形的意識形態操縱人民的可怖現實。因此世界才會變得陌生，被同化的大眾也成了「我」眼中的妖怪。

隨後父親過來幫「我」同瘸子下棋，此時「我」作為幹預敘述者重新客觀描述父親。瘸子和父親的行事風格其實很不同，比如說兩人對掛東西的態度不一。但最後父親接受了他掛的十字架而且故意輸給他以滿足他的願望，兩人已經是知己知彼的知音。而這正是因為兩人都有固守自我的大師之心。「我」發現世界後，通過領悟父親瘸子的自我，明白了自我的重要意義。我終於明白了父親表面輸了棋局實際贏了人生的輸贏觀。

本文的「我」被設置成非主角的內聚焦同敘述者，這讓主角的心理更神秘費解⁶，也還原了兒子隨著年齡增長逐步認知父親的視角，這是「我」認知他者上的成長。而「我」作為幹預敘述者對於父親的評價一直在變化，一開始「我」被社會同化變為不可靠敘述者，最後「我」開始獨立思考成為可靠敘述者。這是「我」認知自我上的成長。

二、社會與邊緣人

前文提出「我」最終實現認識自我，是通過父親從而認識世界達到的。本文第二部分將展開分析父親此類邊緣人和世界的真相，以及兩者的聯系。

首先，「我」經常跟隨父親出去下棋從而接觸到各類棋手，但他們的共同點是下棋喜歡掛東西，這是功利化的表現。以社會地位較高的「眼鏡」老師為例，他曾經專程找父親下棋，父親卻不下了。「眼鏡」認為自己犧牲很多來到這裏，結果卻換來不對稱的回報，於是生氣說出「可是你不下了」⁷。這裏存在著以物換物的交易心理，本質上也是功利主義。父親也一眼看出他覺得白來了，於是招呼他和「我」下。最後他輸棋之後下意識送鋼筆給「我」，也是「掛」的心理在作祟。上述的舉動都暗示了他內心的功利心，而他一直擦汗顯現了他的焦慮，這是他精神空虛的外在表現。

另一個特殊角色就是母親，母親在工廠象棋比賽中認識父親。由「連眉毛上那根黑毛都成了可愛又聰明的縮影」⁸一句可見，當時母親對父親是真淳的讚賞。小說前後文多次用等述描繪父母其樂融融的生活，但這都在父親下崗時戛然而止。小說開頭用等述描寫了母親離去的夜晚，「早上吃過的飯碗還擺在桌子上」⁹等句子強調了她離去之突然。「父親下崗之後，又沒了老婆」¹⁰點明她離開的原因就是父親落魄下崗。母親過去單純愛父親，但現在卻用錢的角度衡量父親，這是功利化的表現。然而鄧海燕認為，母親離開這片困守土地代表著女性的抗爭和對改變的追求¹¹。其實母親作為女性在男女薪資極不平等的改革開放前期是難以獨自生存的。而且當時仍存在女人依附於男人的傳統觀，因此她無法依靠窘迫的父親所以被迫離去。母親的離開有功利思想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

本文將進一步分析造就邊緣人的時代背景。改革開放產生了擁有不同財富的各類階級，小說中也有暗示。除了穿西裝的蟑螂藥商人和「眼鏡」外，棋手掛的物品小到現金大到房子也暗示了棋手的階級性。但他們不過是各階級的模樣，邊緣人的內心。通過上文分析，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功利心。而功利主義意識形態就是資本主義帶來的新上層建築。政府為了維護統治合法性，利用宣傳讓人民深信意識形態的正確性，過去人們認為工人是鐵飯碗，現在爺爺卻認為所有人都下崗陪著也不虧。過去「不正常」的資本主義糖衣炮彈，現在變成「正常」的開放先鋒。而上層建築是由下層建築決定的，改革開放意味著權力財富從基層到高層的全面洗牌，工人衰落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把他們的資源分給資本家等新統治者。父親是舊時代的標兵，結果在新時代卻成了所謂「正常」大眾眼中的「瘋子」。在當代文學語境下，小說選擇離經叛道的父親作為主角，從社會心理角度，通過描寫固守節操者被功利主義社會排擠的現實，揭露「正常」社會的病態性和「正常」現代人精神的空虛。從政治角度，通過描繪「文明」年代的邊緣人仍然物質貧瘠而被迫尋求精神富足的現實，諷刺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揭露富庶社會只是掩蓋統治階級大洗牌的假象。另一方面，父親身份的更換從來都不是他主觀的意願，他曾經的工人身份是分配的，他的工人榮譽地位是東北發達工業造就的，最後下崗也是被迫的，揭露了人民在時代浪潮中無法脫身的無奈現實。

本文將對父親應對時代浪潮的行為進行精神分析。父親下崗前的工作也已經是日漸西山了，「倉庫管理員是鎖的一種」¹²以及路人把倉庫錯認是監獄這一黑色幽默，都暗示工作是如同牢籠一般。在此情況下，父親作為人類一定經歷了超我、本我之間的爭執。當時他選擇把這種痛苦轉移到下棋，因為父親可以在下棋中找到尊嚴與平靜[13]。然而父親內心與日益功利化社會嚴重沖突，面對變浮躁的棋手們，父親下棋已無法轉移痛苦，因此用酗酒代替下棋。但父親無論如何都繼續堅守著原則和夢想。首先，他的夢想是找到下棋下一輩子的知音。其次，父親下棋從不掛東西，而且不收徒弟，這些習慣就是他無功利的原則。父親通過下棋篩掉包括「眼鏡」在內的道不同之人。父親的棋盤代表他懂人心會做人的大智慧，比如說他在監獄創造和局試圖避免獄警瘸子在棋盤外的沖突。父親這麽做不僅是因為個人修養，他也想通過棋盤上的輸來收獲朋友，甚至是心靈契合的對手。父親的努力堅守最終等來了瘸子。從社會層面和各自經歷而言，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因為瘸子也是「正常」社會裏的「不正常者」，他的「不正常」來自於他身體的缺陷，因此他痛苦於殘缺自我和希望有後代的理想自我之間的沖突。但是瘸子和父親一樣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通過信奉佛教來升華，小說的宗教符號包括十字架、和尚都隱喻著解脫之意。父親通過一場輸的棋局挽回了雙方的尊嚴，收獲知音並實現人生層面的贏。父親後來在這個功利世界可以繼續秉持初心並振作地生存，因為他知道在無數邊緣人中還有一位和自己一樣的真大師。

父親的身份、地位、生活雖被時代和社會制度推著走，但他的自我如同他下棋原則一般從未隨波逐流，他是邊緣人外表的真大師。而「我」一步步成長，終於發現真實世界和自己的關系，認識到自我的重要性，從而反思自己的生存之道。我最後沒有走父親的老路，但「我」確實繼承了他最大的財富——獨立思考的自我意識。「我」擁有了它，「我」就和父親瘸子是一類人了。小說一方面有揭露社會現實，並呼籲關註邊緣人團體，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我」的成長歷程，借敘述者之口喚醒讀者進行個人成長成為大師。

參考資料

參考文獻：

1.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年），頁56-69

2. 鄧海燕：〈雙雪濤小說的敘事藝術研究〉（江南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21年6月），頁52。

3. 牟曉博：〈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俗邊緣人——論《棋王》王一生與〈大師〉父親的形象建構〉，《大眾文藝》，第13期（2022年），頁29。

4. 施雅頌：〈「重構東北」—雙雪濤創作論〉（大連理工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9年6月），頁4-15。

5.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2。

6. 張志平，王雪力：〈論雙雪濤小說意象敘事彰顯的人民情懷〉，《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期第3卷（2022年），頁6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