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2024.11.22

先秦儒家 的思想對當今教育的意義

在全球一體化的變遷浪潮下,激烈的競爭、急劇的文化科技發展、不斷湧現的社會問題,導致教育政策要緊隨著時代趨勢而變革。2007年哈佛大學的課程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哈佛大學新開的八個課程包含:倫理思辨、批判技巧、數學思辨、生命科學、物質世界科學和“美國與世界”六個領域。1從內容來看,新課程因應世界、社會發展而設計,數學思辨、生命科學和物質世界科學三領域屬於數理、科技範疇;倫理思辨和“美國與世界”屬於人文學科,對學生擴寬國際視野、廣闊胸懷、包容不同文化、宗教有很大助益。批判技巧則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理性批判的能力。哈佛大學的改革稱得上回應了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需求。新時代出現的教育問題比以往更為複雜和棘手,英國牛津大學及徹斯特大學似乎飽受學生曠課的困擾,擬於2006年強制學生簽定“行為規範契約”,以此約束學生履行上課學習的責任,若有違反契約者則開除學籍。2 這種簽定契約、設立罰則的措施是行為主義著重刺激學生動機的方法,是否湊效,時間能驗證。最近,英國政府的教育部門似乎立意引入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提高英國學生的學習成績。在兒童、學校及家庭部中專責學校和學習事務的部長奈特(Jim Knight)說:“從中國文化和孔子身上我們能夠學到很多。孔子說,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需要進行思考。學習不僅是學到知識的過程,而且也是學會尊重教育和家庭的過程。我希望這種局面能夠出現在英國文化中,就像在中國一樣。”3 英國教育部門計劃將儒家思想注入英國文化之中值得我們深思。4 從奈特的一番話,我們歸納為兩個問題:一學習不僅獲得知識本身,而且要進行探索與思考,將死的知識變為一種活的生命;二學習尊重文化知識和重視家庭價值,知識與親情並不割裂。這種學與思、知與情達到的平衡點實際上是儒家“和”的思想的具體表現。

一、當前教育的主題

在當今教育工作最迫切的任務、要達到的目標究竟是甚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編寫的,具有宏觀、前瞻性的教育專著《從現在到2000年教育內容發展的全球展望》,作者對新時代的教育目標有如下的描述:

教育應該培養人的批判精神,培養對不同思想觀念的理解與尊重,尤其應該激發他發揮其特有的潛能。換言之,教育首先應該是發展認識的手段,而不再僅僅是訓練和灌輸的工具。所謂認識,我們主要指的是對道德、精神和美學的價值的認識。這種認識是人類生存的目標;科學技術應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這些價值包括人的尊嚴、對他人的愛、同大自然的和諧等等。儘管這些價值觀念源遠流長,卻能夠不斷自我更新,在任何時代都充滿活力。另外,我們還應該學會在原有價值觀的基礎上創立新的價值觀,使之有利於讓個人適應新時代的要求。5

以上概述,我們嘗試分三點作出一些闡發:一人的價值是我們文化的核心,教育的目標是要人類學習並發揚自身的價值與意義,科技則是達成這項目標的手段而已。這意味著科學並不能掩蓋了人文,如果科學技術成為了唯一的、絕對的,那麼,科技就會變得失去了正確的方向和缺乏了該有的意義。二理解與尊重不同的文化思想,不主張互相排斥及彼此歧視,鼓勵包容共存、求同存異的精神,這也是今天教育實踐的指導思想。三肯定了為適應新時代的需求,對傳統價值觀念的繼承及創新的必然和必要性。簡言之,今日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得到普遍的關注,並且承認傳統價值觀念的現代化的現實意義,此兩者成為當前教育的主題之一。

二、中國古代“和” 的觀念

根據上文的啟示,中國傳統思想應該按照兩項原則去進行審視、繼承及創新:一滿足時代和現實的需求;二作為人類共有的思想資源,發掘其中光輝的人文價值。儒家思想的 “和” 的觀念主張兼容並包、和諧協調,不提倡矛盾鬥爭、對立抗衡,對今天動盪不安的經濟局面、污染、全球暖化、資源缺乏等問題上均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僅闡發儒家的 “和” 的觀念對現今教育的啟發意義,至於其餘問題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和” 的觀念在中國春秋時代已佔有頗為重要的地位。在政治上,統治者講求通過恤民、利民、安民來體現 “和民” (〈隱公4年〉)及 “和眾”(〈宣公12年〉)。孔子的政論尚寬、猛互補,為政要在寬、猛之間找出一個平衡,才能達到政治諧協的目的。(〈昭公20年〉)在治軍、戰爭方面也講究 “和” 的作用, “師克在和,不在眾”(〈桓公11年〉),意思是說攻克敵軍不在於人數眾多,而在於治軍是否能和睦諧協。此外, “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定公5年〉),辭讓及和睦的氣氛是遠征的前提,換句話說,先搞好軍隊內部的團結才可以克敵制勝於遠方。6 除軍政以外,“和” 還是一種人格的道德修養。 “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德、正、直三種德性和諧集結在一身才可稱之為仁。(〈襄公7年〉) 這裡的 “和” 起了一種綜合的作用,但這並不是機械的加法程式,這種綜和融合令道德境界得到質的飛躍。

“和” 更體現出一種獨立的人格精神。齊景公與晏嬰關於 “和”、 “同” 的討論最為著名(〈昭公20年〉)。7 “同”指不分是非的盲從附和,而 “和”則指不逢迎、不苟同別人的意見,表現出一種不向統治者阿諛奉承的獨立人格精神。孔子謂: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意思跟晏嬰所說的能互相發明。所謂 “和” 有調和、平衡的意味,與盲從、苟同相反。事事唯唯諾諾的好好先生,孔子稱這種人為 “德之賊”。故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稱它為至德。(〈雍也〉)鄭玄謂: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又謂: “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8 鄭玄解 “庸” 既為 “用” 又為 “常”,用程樹德先生的話 “常行者即常用”,並無矛盾。所謂中庸即執中,過猶不及,不走極端、不持片面之見,每事寬容,不偏不倚。9 後來,《中庸》作者發展了 “中和” 的涵義, 將 “中和” 的功效推崇極致, “中” 被稱為 “天下之大本”;“和” 被稱為 “天下之達道”。此處,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的 “和” 字同樣有節制、調和的意義。

“和” 是音樂的特徵早被思想家和音樂理論家所認識。10音樂是人的性情受外物影響而產生,故此,客觀的社會環境與音樂息息相關。音樂對人心靈的薰陶作用相當重要。美善的音樂不單對人的性情產生良好的影響,而且音樂與自然界的節奏及規律相協調,表現一種與天地萬物同和的諧合。

《禮記‧樂記》謂: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人類禮樂文化的興盛與自然萬物的化育相呼應。音樂的同和特徵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宇宙和順融洽的關係在藝術上的表現。魏啟鵬先生介紹了戴念祖先生對 “律曆和諧” 的精闢的觀點充分體現出音樂與自然宇宙的關係。戴先生認為:“ ‘律曆和諧說’ 是指地上音樂世界的發聲規律與依據天體運動進行的時間計算在數字上有某種對稱性。‘律曆和諧’ 實質上就是 ‘天地和諧’”。11

以上簡略地陳述了先秦儒家關於 “和” 的觀念,現總結幾點如下:

一. “和” 是德行與音樂藝術的最高標準。《中庸》作者以中和釋中庸,認為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將中和視作自然萬物的長養原則。而〈樂記〉的作者也將“和同”視為自然和諧的原則,音樂表現出“天地之命,中和之紀”。 “和” 在先秦儒生的觀念中已漸有天地公則的傾向。此外,著重人類與自然界的融洽關係。

二. “和” 並不是折衷主義,它重視平衡、調和的功效,如晏嬰以烹羹作的比喻一樣,以水、火、醯、醢、鹽和梅來烹調魚肉,講求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故此,“和” 綜合出來的結果並不是簡單的、機械的加數運算,“和” 是恰如其分地使各種因素達至完美的融和狀態,從而形成一種新的事物,而不是拼湊成的碎片圖案。

三. “和” 表現一種 “生” 的思想。這種 “生” 包括民生和自然界萬物的生機。和諧是生命的基石,失去了和諧就產生混亂、傷害和死亡。 “和” 是由多種不同的因素協調而形成的無形的能量,它是生命力的母親。

四. “和” 體現一股人格精神的力量,尤其在權貴面前,要做到 “和” 則需要道德的勇氣。這種 “和” 既不喪失一己的人格尊嚴,又能求同存異地團結大眾。

三、和同的世界觀

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急速發展,人類製造了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全球各經濟體系的一體化,在此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如全球暖化、污染、能源耗盡、貧窮、矛盾衝突及糧食短缺等,非要全球各國通力合作不可。12 教育須因應時代的需求而進行適時變革。調整教育手段和目標,增強公民適應社會發展和迎接未來的挑戰是教育的任務。故此,在教學課程中必須滲透環保和跨文化等因素,培訓學生具有國際視野和提高自然保育的意識。當今學生不單是個別國籍、個別民族的人,而且應該具備全球 “人” 的觀念,正如德洛爾所說的 “世界公民” 與 “本地人” 的雙重身分。13 由於全球出現貧富懸殊、資源不平均、社會形態、發展階段不同等差異,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互相牽連、影響,尤其近兩年發生的事件例如金融海嘯、人類豬型流感疫症、全球暖化14等對我們產生了一些重大的啟示,這就是我們相互關聯、我們是一個整體。這種全球整體觀念,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一我們要強調差異,即重視自身國家、民族和文化的基因,發展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政治、經濟體系,走自己的道路;二在這個基礎上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不同國家、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間的差異;三吸收別國有益的文化養分來豐富、完善自己;四共同合作,通過互助、互補謀求共存、共榮的各種機會,尋求人類更大的福祉。這種全球意識必然帶動課程革新,在教學內容裡滲透一種新的態度和價值觀。S.拉塞克和G.維迪努認為未來調整教育內容時需要保持雙重開放,即教育對本民族和世界目標的協調及結合。15 這種既強調獨立和差異性又重視協作、追求共同利益與需求的關係正類似孔子所講的 “和同” 思想。孔子講: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又講 “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造益群眾,不營私結黨。“和” 包含和諧之意,但它還有另一重涵義。劉寶楠將 “義” 與 “和” 連結在一起講是正確的,他說: “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16 君子 “不同” 的原因是因為義,不是為反對而反對或標新立異。不過,“利” 也可以跟 “義” 一起講。《左傳‧襄公9年》云:“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亦見《易‧文言》)。利與義並不矛盾,利要以義來協調,正如《大戴禮記‧四代》謂: “義,利之本”。孔子雖然說: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 “無見小利”(〈子路〉),孔子反對的是個人的小利、私利,但他仍強調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雍也〉) 的大利。他稱這種大利為聖。和同思想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協調的應有態度,愛國主義和民族本位是 “不同”;不過,在國際上謀求人類長遠的和平與利益、講求國際間合作及融和、積極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觀念就是 “和”。

四、“和”的節制與和諧

人類文明發展對地球及萬物做成嚴重的傷害,有些傷害似乎是無法彌補。據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的介紹,由於人類過度開採資源、污染等問題,熱帶雨林及濕地大量消失。據統計,五百種哺乳類動物、鳥類、爬蟲類動物等處於極危狀態,物種的消失速度比自然狀態的速度高出一百倍。17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揭示人類無節制、肆意地摧殘地球的惡果。先秦儒家“中和”的觀念主張順從自然規律,與天地四時融合無間,尋求身心與宇宙諧協的平和心態,表達了對勃勃生機的愉悅。儒家“和”的思想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和”是天地正常秩序下生生不息所體現的一種均衡狀態,“和”是生的前提。《國語‧鄭語》謂:“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和”的特點兼容並包,故此,孕育出豐富多姿的生命。《中庸》又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維繫著宇宙固有的秩序,在適當的環境下,萬物就自然滋長。〈樂記〉有一段文字具體地描述了“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狀況:“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氣和地氣摩擦而產生風、雷、雨、電,春、夏、秋、冬四季的運轉,日與月的光照和溫暖提供了萬物生長的條件。此表達了〈樂記〉作者對自然秩序和生命的讚嘆。二《中庸》所論述的“和”有節制的意思。“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怒哀樂是人與生俱來的性情,這種帶有原始性質的性情潛藏未發的時候稱之為中,而喜怒哀樂經過節制與調和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就稱之為和。雖然這兩句話並非講述大自然,不過,這種先節制而後和諧的理論對我們有頗大的現實意義。歸納上文,“和” 的思想有三點跟今天息息相關:一關懷人與自然和諧的關係;二對生命喜悅的情懷;三對自然萬物保持節制的態度。地球已經病入膏肓,環境、資源保育成為了新世紀的重要話題之一。這種關乎人類未來存亡的話題必然要通過教育培養好下一代,善待及保育我們賴以生存的藍色星球。世界各地的教育體系在課程內容上已積極地作出變革,如《從現在到2000年教育內容發展的全球展望》讚揚拉丁美洲國家將環境教育、人口教育、營養學和現代家政學滲入教學安排中;又讚揚了中國的人口教育。聯合國的非洲成員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考慮新的課程內容,包括:營養教育、衛生教育、環境教育、農業與農牧業教育。《全球展望》一書的作者認為: “目前,學生在環境、營養和人口方面已取得相當的信息和知識,但還缺乏一種全面的看法”。18所謂 “全面的看法”指一種對上述內容的整體意識和態度,如何將這種意識和態度滲入各學科和教學活動中是教育界探討的新議題。

五、和諧人格的培養

和諧是“和”的主要涵義。關於和諧思想在教育上的運用,近幾年有不少的討論,例如在2006年出版的《和諧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專輯中收錄了二十九篇文章討論和諧教育的理論和教育實踐。19 和的思想對教育的意義十分豐富,在此,我不打算作全面的論述,我只略論“和”在教學上的兩個問題:一學習上德、知的和諧;二課堂上師生的和諧。

德、知失衡是現今教育普遍存在的現象,學校片面地強調知識傳授、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方針和社會上的功利主義均導致忽略道德教育的結果。作為一個均衡發展的學生,德、知兼備相當重要。孔子說過:“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雍也〉,亦見〈顏淵〉) ,既學習文化知識又實踐道德行為,兩者兼備。孔子對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述而〉) 一類人表示憂慮,他也是德、學並提。最能表達孔子德、學兼重思想可見〈陽貨〉,經文云: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仁、智、信、直、勇和剛六種德行要 “學” 來調和、平衡。不然的話就會出現愚、蕩、賊、絞、亂和狂的弊病。顯然,德與學不能分離,德行要以知識、理性來作協調。〈大學〉講格物、知至、意誠、心正。前兩者是學,後兩者是德。此外,〈學記〉所記的課程安排也根據學、德來考慮,經文謂: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除了第一年外,三、五、七及九年的考核內容均強調學術與德行兩項。敬業、博習、論學和知類通達是學術上的成就;樂群、親師、取友和強立而不反是修養德行。重視智育和德育的均衡發展是先秦儒學的教育理論核心,其終極目的在 “化民成俗” 或 “化民易俗”。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提高全民的道德、知識水平,達到社會安定繁榮、和諧穩定。德智培訓強調均衡、相輔相成即 “和” 的思想的具體展現,此亦反映儒家對和諧人格培養的要求。

在師生關係方面,課堂和諧是達到最佳教學效果的必要手段。以人文主義的動機理論來說,在不受饑渴的威脅和保證生理和心理安全的條件之下,人將尋求智力上的成就和美感上的滿足。20 行為學派的動機論著重獎罰等的外在刺激因素,而人文主義則強調人的內在因素。儒家的教學理論近似於人文主義思想,重視教師的教學方法和營造課堂氣氛讓學生獲得學習最大的益處。〈學記〉謂:“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一位 “善喻” 的老師要做到 “和易以思”的教學效果。引導而不牽逼學生,師生關係便和睦,此處將 “和” 列作教學目標之一。鼓勵而不打壓學生、啟發學生而不直接告之答案,學習於是變得輕鬆容易又富啟發思考性,這是成功的教學法。“和易以思” 就是讓學生在課堂上沒有威脅和壓迫感,如此能有效地啟動學生的學習動機。師生關係的 “和” 與學思關係的 “和”,教學便能事半功倍。

“和” 的思想在教育上的意義非常豐富,“和” 代表了健全、理想人格的培養。片面著重知識或某種技術的追求已不合時宜,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是一種人為本位的教育,即回到以人的感情、道德、審美價值為依歸的培育標準。傳統教育重視知識和實用技術的掌握,而新時代的教育正好顛倒了傳統教育的金字塔,以態度和技能作為教育的首要任務,其次是實用技術,最後才是知識。21 所謂 “態度” 指的是責任感、道德修養、批判思考能力、綜合分析能力、團隊精神和自主、積極、樂觀的人生觀。今日,單單依靠知識和技術不能有效地解決變化迅速和具有挑戰性的社會及人生問題,故此,突顯了 “和” 的觀念在樹人育人上的重要意義。俄羅斯教育家烏申斯基認為: “教育目的在於研究未來的實踐活動,其最終目的在於滿足個人和人類的最偉大的需要—滿足他們求取人性本身完善的需要。教育的永恆理想在於造就完滿的人。”22 這種人性的完善就是人文價值在個人、群體及社會上的完美體現。出土文獻有一篇《五行》,它的要旨在說明 “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23仁、義、禮、智四德和稱之為善;四德加上聖和稱之為德。諸德性在個人身上的實踐絕不是機械相加,諸德的有機融和在修養上達到一種質的飛越,例如四德之和可成人之道、五德之和可成天之道。總之,這種 “和” 並不是臨時拼湊或原地踏步,它總往著高一個層次發展,提升至人類更崇高的理想境界。

註釋

1.〈哈佛批准變革 文化宗教必修〉,見2007年5月17日《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5/17/GJ0705170022.htm

2.〈違規就退學 英國大學強制學生簽約〉,見2006年9月28日《中國時報》。http://intra.tpml.edu.tw/study/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860

3.〈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 英公立學校擬求助孔孟之道〉,見2009年2月19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cns.hk:89/gj/ywdd/news/2009/02-24/1575472.shtml

4.此計劃具有頗大的思想意義:一使兩個文化減少隔閡,將有利於互相理解,增強雙方的溝通與交流;二此種嘗試的結果將成為有益於人類教育的寶貴經驗,提供各國教育界參考的資源;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往前一步進行文化、哲學的反省與思考。

5.S.拉塞克和G.維迪努,《從現在到2000年教育內容發展的全球展望》,(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86-87頁。

6.《左傳‧莊公27年》有一條內容相似的材料, “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民能有用於戰爭有四個前提:讓事、樂和、愛親和哀喪。

7.《國語‧鄭語》有一段類似的論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8.見程樹德《論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25頁。程樹德認為鄭玄兩解釋可相輔而成,常行者即常用。

9.在《論語》裡,有些材料可以發明 “中庸” 的含義。 〈子路〉謂:“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 疑即 “中庸”之義。包咸謂: “中行,行能得其中者”。〈為政〉云: “攻乎異端”,《中庸》謂: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玄注曰: “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 鄭注此處說明中庸為常道的原因,因為百姓 “皆能行之”。狂與狷各有一偏;治於異端不得中正,兩者均失於中道。

10.論述音樂 “和” 的特徵例子很多,如《左傳‧昭公21年》謂: “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禮記‧樂記》云: “大樂與天地同和”、 “樂者,天地之和也”、 “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荀子‧儒效》謂: “《樂》言是其和也”、〈樂論〉: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臣道〉: “調和,樂也”。

11.魏啟鵬《簡帛文獻〈五行〉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56頁。

12.2000年9月8日各國領袖共同簽訂一份名為《千年宣言》的文件,訂立到2015年全球基本達到八項目標。人們稱這份文獻為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這八項目標包括:消除極端貧困及飢餓、普及小學教育、促進兩性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產婦保健、與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瘧疾和其它疾病作鬥爭、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力、全球合作促進發展。《宣言》的目標是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為謀求人類的福祉,各國必須攜手合作。見〈千年發展目標與發展權〉,2009年5月25日《人民網》。http://unn.people.com.cn/BIG5/119798/9357695.html 2009年八國峰會八大工業國領導人達成六方面的協議。這包括:氣候變遷、金融危機、貿易、糧食安存、伊朗問題和北韓問題。八國峰會的協議突顯各國共同解決當今世界性的問題。見2009年7月11日法新社〈八國峰會主要協議一覽〉。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710/8/d4r5.html

13.單中惠、楊漢麟主編《西方教育學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73頁。

14.如2007年由世界自然基金在澳洲悉尼發起 “地球一小時” 運動,引起了全世界廣泛的關注。2008年的 “地球一小時” 有35個國家、370個城市以及五千萬人口加入熄燈行列。http://www.wwf.org.hk/chi/conservation/earthhour/index.php

15.《從現在到2000年教育內容發展的全球展望》,第205-206頁。

16.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545頁。

17.〈瀕危物種(一)〉見http://www.wwf.org.hk/chi/pdf/references/factsheets/factsheet20.PDF

18.參看《從現在到2000年教育內容發展的全球展望》,第172、173、179、180頁。

19.此書收錄導論八篇、理論九篇、教育實踐二十篇、隨筆十三篇和學生徵文比賽優勝作品七篇。陳城禮、郭康健編《和諧教育的理論與實踐》,香港高科技有限公司,2006年。

20.參考李德高《教育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第233-235頁。

21.參見《從現在到2000年教育內容發展的全球展望》,第144-146頁。

22.見《西方教育學名著提要》,第245頁。

23.《五行》篇有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行》篇和郭店出土的竹書《五行》篇。帛書《五行》有〈說〉而竹書《五行》沒有。引文用李零先生的釋讀,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8頁。

 

本文是《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與會論文,收入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Dr. Wong Kwan Leung

Dr. Wong Kwan Leung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Dr. Wong’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 Pre-Qin Scholastic Thoughts, Unearthed Warring State and Qin Dynasty Literature and Confucianism. He has published over 30 research papers and 2 academic mon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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