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及其家族的史料散亂零碎，我們研究他們的事蹟除了可根據正史、方志、筆記小說所載的資料外，很大程度有賴收入於文集或出土的碑誌墓銘資料。筆者早前據這些出土碑銘撰寫過兩篇宋代商人及其家族研究的文章，¹本文現再據會稽金石博物館長張笑榮編，2018年10月出版的《宋代墓志》，所收錄的九篇宋人墓誌，初步探索兩宋江南商人家族的情況。

從時間來說，最早一篇撰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閏九月，最晚一篇撰於宋寧宗嘉泰元年（1201）十一月。至於墓誌主人的籍貫，四人來自江西（信州貴溪三人，撫州臨川一人），五人來自浙江（明州餘姚二人，明州慈溪一人，紹興府二人）。所考的九人中，二人是女性，而其中兩人為夫婦關係。

此則墓誌的墓主留文用（1014–1080），是北宋信州貴溪（今江西貴溪市）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墓誌由位於信州貴溪龍虎山的道教正一道（天師道）第二十八天師張敦復（?–1080後）所撰，而非由儒生所寫。而書寫墓銘的是貴溪南昭真觀琴碣朱景華，鐫墓的是劉盛擕，二人生平暫未考。

據張敦復所記，墓主留文用，字允昌，世居於貴溪縣之石坑鄉。他的曾祖父名留晴，祖父名留遂，都隱而不仕，居於園林，是平民百姓。誌文說留文用生時有異於眾人之處，而生性謹厚，不為外物所誘，他事父母以孝，對兄弟友愛。一鄉之人於是無不敬愛之。其父早死，他即持家，於是“善經營，足謀畫，凡施為注措皆有理法，所以資產益饒，家業益富。”張敦復沒有記載留文用父的名字，也沒有記載留氏三代以何營生。但從字裡行間，可以推斷留氏三代都是經商，留文用很早就繼承父業，而以經營得法，所以家業益富。可惜誌文沒有交待留氏經營何種生意致富。

誌文記載留氏對親朋賓客都很慷慨，有路過貴溪的，都以鈞禮待之，而無親疏之別。張敦復稱許他“所謂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君實似之矣。”而他又能濟人之貧，惠人之急。甚者是道宮佛宇，都蒙他厚施。這就解釋了為何張天師願為留氏撰寫墓誌，而另一位昭真觀高道朱景華又為書墓誌。並且張天師高度讚美他，說“若古人所謂輕財而重義，君又似之矣。”

留氏於神宗元豐庚申（三年，1080）四月十日感疾而終，享年六十七。以此上推，他當生於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他的家人在是年閏九月初八將他葬於醹口王家洲。他的元配王氏，有子四人，長曰留元吉，次留元志，再次留天(疑為元)奕，幼留元石。有女一人，適仙源鄉郭郊。有孫八人，依次是留直言、留直于、留直方、留直圓、留直供、留直宏、留小烏、留元豐。有女孫五人，長適同鄉蔣肇，次適同鄉周有文，其餘尚幼。

他下葬前，其長子留元吉具其行狀，向張敦復請求代撰墓誌，於是張為之撰墓誌及銘。墓銘自然大大溢美留文用：

生為人敬，死為人愛，君之所得，所得亦大。令子令孫，詵詵一門，

傳之罔極，君□後昆。雲臺蒼蒼，醹水洋洋，君葬於此，地久天長。

留文用三代和他的子孫女婿都是平民百姓，暫找不到他們登科入仕的記載。和許多商人墓誌不同，墓誌沒有談到留氏訓勉子孫讀書考試，也沒有他結交儒士的記載，反而很明顯他和同在貴溪的道教正一派的道士甚有交情，對道觀多有布施，最後又天大面子請得第二十八代天師張敦復為他撰寫墓誌。宋代商人和龍虎山正一派高道交往，留文用是有趣的一個案例。

錢汝平近期的研究，留文用的墓誌另一重大價值，確定了張敦復並非元代道教創造的人物，是真實存在的道教高人。這篇墓誌還是張敦復傳世的少數文字。而且這篇墓誌錢氏據《乾隆貴溪縣志》卷五〈寺觀〉，朱景華所題的昭真觀是貴溪縣知名宮觀。而墓誌銘提到的地名如石坑，《乾隆貴溪縣志》卷二〈都鄙〉仁福鄉轄下六十六都就有南石坑，六十八都有西石坑；只是未知留文用是南石坑人，還是西石坑人。至於仙源鄉，同書同卷〈都鄙〉有仙源鄉總領七都的記載。醹口，即醹水之口，同書卷五〈古迹〉有醹口寨。還有銘文裡提到的雲台山，在仁福鄉境。錢氏認為這方墓誌的真實性是有保證的。³

這篇墓誌的主人羅仁緒（1034–1089），是明州慈溪縣（今浙江慈溪市）句餘羅村人，羅氏是本地豪族。據墓誌所記，他“治家有成，力廣其土，遂至富，乃甲於鄉黨。”墓誌只說羅仁緒大力擴大他擁有的田地，於是致富。那他是靠販賣田地，成為大地主，還是同時經營農工產品致富的？墓誌沒說清楚。他是地主富民就沒有疑問，而這些地主富民多半同時經商。故筆者也將他納入商人之列。⁵

這篇墓誌不知何人撰寫，循例稱許羅仁緒“厥性純直，其行敦信，與夫宗親上和下睦，尤樂善好施，濟物興利，誠有仁矣。”羅氏於哲宗元祐四年己巳（1089）正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年五十六。以此上推，他當生於仁宗景祐元年（1034）。

羅仁緒娶妻唐氏，有一男，名羅守戡。有三女，長幼二女都適鄭氏，次女歸林氏。據墓誌所載，其子羅守戡在是年十一月丁卯朔（初一）到十六日丙午，扶棺往望白蘆山口祖塋之地，厚以禮葬。其墓銘曰：

天與之仁，仁合其富。天與之義，義厥可據。孰云幻來，謾嗟影去，

期焉不遷，萬兮冥強附。

考這篇只二百字的碑文的墓主，是一個在明州慈溪擁有大量田地的豪強地主。墓誌沒有記載他和儒生有何交往，也沒有記載他有從商入儒，從富求貴的計劃。可能他像不少宋代富人，並沒有求貴的迫切願望。這位羅仁緒，人丁單薄，也許沒條件希望子孫改換門庭。

這篇墓誌的主人宣弼（1052–1112），是明州餘姚（今浙江餘姚市）人。他字良輔。曾祖父名宣仁愿，祖父名宣延貴，父名宣佑，“皆事貲產，不仕。”即是宣弼祖上三代大概都是經商而殖得貲產。可惜志文沒有說明他們如何累積貲產。他們本來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市）人。宣延貴遊餘姚，經過馬渚鄉（今浙江寧波市餘姚市馬渚鎮），遊玩於渚山之濱，愛這裡山水之秀，加上夢有吉兆，就遷居於餘姚。

宣弼是富民子弟，據墓誌描述，他處己端正，遇事誠信，孝於親，而友愛於弟。他有眾人之所不為的德行。其母繆氏有疾，他就親侍湯藥，忘寢食者逾月，以致形體骨立。當其母之病醫禱都不能治時，他就說“為子者安可坐視，於是割股以進，賴以稍安。”數月後，其父又臥病，他又以事母之誠心祈禱，還未來得及割股，其父已亡。他就以不能以此舉盡孝而終身抱恨。其父亡，他就奉其兄如父，事情有難，就以己任為之，而沒有向人訴說勞苦。他的季弟抱疾，他就爇香於手臂而哀禱百至。為他撰墓誌的婿厲熊（?–1113後），就說他的孝友之心出於天性。

厲熊又記宣弼待人有禮，不分貴賤親疏。賓客到來，必具酒餚與之放懷談笑，無不盡其歡心。他疏財仗義，人有急難則隨能力濟之。他約己以利人，而不讓人知道。因此，他死時鄰里不分少長，聞者無不哀之。

厲熊又記宣弼資性警悟，無所不學，學無不能，於地理、陰陽、醫卜和音律，一經過目而心曉意解，卻不是有所偏愛。當他晚年家貲稍衰，而有昆弟有要求分產時，他就以義和諭之。不聽時，就從其所欲，不計較所得厚薄，而能以勤儉自持。他於年終之用簡樸，未曾有一點妄求。

誌文沒載他有和儒生來往，因他自幼至老，都篤於奉佛。有人說他不要“泥於空言而自疲，何其惑也。”他就說“君徒知予惑於空言，曾不知利慾之心由是而少悟。”故此，他平生寡慾，不貪吝，恬然以清素為樂，布衣蔬食，日誦佛書，雖有病而不改。

他在徽宗政和二年（1112）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一。以此上推，他當生於仁宗皇祐四年（1052）。他卒時打開手足，口誦佛號，以手結印，端坐暝目，若有所歸。臨終時對其子說，“吾死矣，他無所囑，家貧勢微，且無顯行以著於世。欲刻諸墓以紀歲月，汝無求之他人，以為過譽，知其實者，唯吾婿厲熊爾。”他的家人在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十三日將他葬於縣之東山鄉何墺之原。臨葬時，就遵其命求請其婿厲熊作銘。銘曰：

以靜守身，得其所持。以和應物，善於所施。美存諸己，人莫之知。

嗚呼府君，紹以昭之。

他娶妻莫氏（1054–1107）（生平見下一節），先他五年而卒，其獨子宣昂將他們合葬。厲熊稱宣昂勤於學問，端愿自立，能承先人之志。他有女一人，嫁予厲熊。有孫男女六人皆幼。

這篇墓誌讓我們看到一個經歷五代的富民之家，由於第四代的宣弼並不善於經營，而他本人又樂善好施，加上族人析產，於是走上家貧勢微的境地。墓主宣弼自幼信佛，雖然資性警悟，通曉雜學，卻未見他有從科舉仕進之心。惟其子宣昂已勤於問學，而他所擇的女婿厲熊，是同里厲司戶長子，已舉進士。⁷ 此一富民家族，從商致富，並開始以子弟習學，以光大門戶。（按：他的子婿的情況，下一篇其妻莫氏墓誌即有清楚記述）。

本篇墓誌的主人是前篇墓主宣弼妻莫氏，誌文由其外甥將仕郎充漳州（今福建漳州市）州學教授潘彬所撰，刻碑人也是宣弼墓碑的刻工周灝。⁹

莫氏世為餘姚人，父名莫冀。她生於仁宗至和元年（1054），比其夫宣弼年輕二年。她卒於大觀元年（1107）五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四。

她年未及笄，已喪父。她的外甥稱她“性識明敏，毅然自立”，“女功婦德，已有可觀”。她嫁予宣弼後，成為賢內助，家人咸得其歡心，閨門軌範，她實得之。最重要的是，當她的舅姑死後，宣弼的弟兄析產，要求各主生計之事，宣弼頭痛不已之時，她就對宣弼說：“事在強勉，乃克有成，君其□（幹）蠱無怠。”宣弼聽她的話，從此早夜孜孜工作，並和她相與經畫，不數年間，就家貲裕饒。潘彬說宣家得以富裕，是莫氏襄助之功。

據墓誌所記，莫氏自幼喜誦詩書，能習翰墨，頗知道義可樂，孝欽不可忘。每當春秋祭祀，她薦獻以時，有端人善士登門，她都親入廚具飲食招待，意在教子尊敬善人。後來遣其子宣昂出外遊學，親師輔友，她便出其奩具助之而無吝色。她曾對其子說：“汝家積善久矣，未有高大其門者。汝當自奮，期於有成，我死亦無憾。”宣昂於是學益富，行益修，聲名馳於庠第間。

莫氏早年讀詩書，晚年就和其夫一樣好讀佛書，頗悟生死之道。據說她臨終時，視之如歸，若前知者。她形體不疲，精神不昧，凌晨時就暝目而逝。時為大觀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她有男一人即宣昂，有女一人，嫁同里厲司戶之長子厲熊，已舉進士。她在大觀三年己丑十二月初二卜葬於縣之東山鄉何嶴之原。其子宣昂求銘於其甥潘彬，潘乃作銘頌之：

猗歟夫人，天畀淑質。幼勤女功，長全婦德。相夫有道，家貲饒溢。

勉子以儒，學行加益。善積既隆，壽奚遽失。佳譽騰騰，芳容寂寂。

卜葬東山，何嶴之側。慶流無窮，子孫迪吉。

本篇墓誌在一定程度補充了前篇宣弼墓誌關於宣氏家族經商幹蠱致富的事實，也交待了宣氏子弟後來從商入儒的關鍵，是宣妻莫氏的貢獻。莫氏不僅助夫重整生計，解決了族人析產的影響，還帶引子弟走上習儒的道路。宣弼選擇厲熊為婿，可能是她的主意。至於宣弼死時，宣家家業衰敗，可能就是因莫氏已死，宣弼無人襄助之故。宋代商人之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莫氏是一個有代表的案例。

本篇墓誌墓主名丁漸（1071–1135），字子高，世為信州貴溪人。他卒於高宗紹興五年（1135）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五。以此上推，他當生於神宗熙寧四年（1071）。為他撰寫墓誌及書篆是左宣義郎前差權通判湖州軍州（今浙江湖州市）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周執羔（1094–1170），刻碑是方師中。¹¹

丁的曾祖父名丁盛，祖父名丁顏，父名丁居直，都不務稼穡。丁漸生四歲而父亡，及長有辦事才幹。當時他的家產才及中人，他就克自營生，左計右數，投資得心應手。他又屏除嗜欲，節衣省食，克儉而成家。他事母許氏以孝聞，及壯而母歿。他服除後，與兄弟同居，二年後便析產。因他的貲產較多，常有爭議，但他都不計較，推眾人產當得者而給之，人們咸以為義。他凡買良田，都不會靳價。人們借貸以營生，他都薄收其息。人們於是樂於向他借貸。故他典得的田畝，十倍於前，而富甲一鄉。投資田產，是他主要致富之道。

據周執羔所言，丁漸雖富，但自奉甚儉，惟招待賓客和舉行大祭就恭肅認真。他臨財狷介，看到應卹的，不克負荷亦不妄予。到金兵南侵而軍興時，賦斂頗繁重，他就帶頭輸納，眾人都服其忠。他性勁正，言語率直，每以家法規戒其子姪。他勸善抑惡，面折人短，樂於調解紛爭。朝奉郎鄭時仲曾僑居他之族中，和他志氣合契，特愛重之。

紹興元年（1131）夏，大饑，榖價大貴，貪者多損其斤兩升合以售，而且不公開售賣。丁漸家鄉米一斗要錢二千。他慨然說自昔怎會有之？他獨將米價減十之四。於是不分遠近，只計每日之多寡而均售之。因家有羨餘，就與豐年無異地出售。直至秋初仍不絕，細民仍不斷上門，他不忍其餓莩，累日賑給，無慮千百。人們至今仍德之。

丁漸平生尤崇信佛，曾素繪文佛等像各九身，置於威德觀山之殿，又造尊者像十八，龕之於石間。住持龜峰寧宰道人孤硬來到，丁漸穎悟，聞訊甚喜，特別前往頂謁，並為之設大供。宰終坐化，火之，有堅固之身，人們始服膺丁之識鑒。丁之樂施，難以盡舉。學佛之徒，雖望風納履所不及。

丁漸在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五。他初娶邵氏，再娶方氏，都是內助，均先他而卒。他有子二人，長曰丁接，得父之勤約，亦早卒。次丁式，在丁漸卒後四十九日，飯僧千員。雖然是歲歉收，亦無吝色。後遇州縣勸他納粟，他從之而獲補吉州（今江西古安市吉州區）助教，皆繼父志。他有女一人，適陳端三子，是邵氏所出。孫男五人，曰丁演、丁泳、丁淙，都能幹；餘丁藻和丁沂皆幼。丁漸屬意教他們讀書，命丁演等出眾錢五十萬與丁藻買經史讀之。他且對丁式說：“陰德猶耳鳴，必有興吾宗者，汝其教之無射。”有孫女二人，長適方友直，次在室。

據周執羔說，丁漸曉地理玄空之學，先自占福壤於孝思鄉之周田原。他卒後，其子丁式在紹興七年（1137）五月，以吉州助教的身份持書見當時丁母憂在家的周執羔，說其父待入土已兩年，請他為亡父寫銘。周以他份為丁家族婿，義無庸辭，就為丁漸撰寫墓銘。丁漸於是在是年十一月九日下葬。其銘曰：

人而聚惡，殲身為輕。善不勝惡，亦罔有名。公日為善，熙若不足。

豈一身兮，實受其福。曰子曰孫，光大于門。是則公有，無窮之聞。

這篇墓銘描述了丁氏家族靠經營田產致富，他們也有族人析產紛爭的問題，不過，墓主丁漸就沒有計較。而他富而仁，在荒年時以家中藏糧平價售人，甚至賑濟饑民。他的善舉可作為研究南宋江南地方義倉的一個例子。他篤信佛，號為居士，生前造佛像，死後飯僧。不過，為了光大門戶，晚年也要子弟讀書求進。他兒子丁式以軍興而納粟，獲授吉州助教，¹² 又和科舉出身入仕的周執羔交往，並請他為亡父撰寫墓誌，是丁氏從商入仕的第一步。這也是宋代商人常走的途徑。

本篇墓誌的墓主是聞能妻徐氏（1066–1142），她和其夫聞能都是信州貴溪人。¹⁴ 她卒於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日，享壽七十七，以此上推，她當生於英宗治平三年（1066）。

撰寫墓誌的是右修職郎前蘄州蘄水縣（今湖北黃岡市浠水縣）監酒稅某（闕其姓名），書寫並篆蓋的是忠訓郎前信州弋陽縣監酒稅許濤。按修職郎是政和所定，屬文階選人第三十六階，從八品，舊制知縣令事。忠訓郎是武階官第四十七階，舊制左侍禁，正九品。¹⁵

墓誌依例說徐氏及笄就嫁給同縣的聞能，作為主婦，她事舅姑孝謹，承夫之禮如賓。而馭下婢僕皆肅。她每歲時奉祭祀必躬親。當賓客過門，她開樽設爼，惟夫命是從。因其翁姑年高，其夫當家，她就勤勞地協助其夫經劃生計，於是增殖貲財數倍於初時。至於聞氏夫婦經營甚麼生計，惜墓誌沒有清楚說明。徐氏是商人的賢內助，幫助夫興家增產是明白不過的事。

墓誌記她平居敦本樂善，不好修異玩好，而訓飭諸子必以文學和稼穡是念，於是不惜費用，延聘儒師教習子弟。於是子輩都能在三舍出名。她的長子聞邦式（?–1143）便納貲出仕為將仕郎。因是時尚材武，他即換武階的承節郎。按將仕郎是授予奏補未出官人最低一階，沒有品從。承節郎則是武階第五十一階，從九品，等同舊制的三班奉職。¹⁶ 邦式以時艱，不想任官外地，而選擇留在家侍親，有餘力就幫忙打理家業，於是聞氏夫婦無日不樂。聞能晚年好酒，不理家務，侍奉雙親都委於徐氏。徐氏能隨其事之鉅細，處置得井井有條。人說雖奇男子未能及。聞能死後，徐氏更秉承持家之素志，即是絲枲之功未嘗中輟。家人子婦屢勸她休息，她卻說婦人身世當如是。人們說她此言可為怠惰者之戒。

墓誌說徐氏天性最為慈惠，於女兒尤所鍾愛，曾說子女一也，豈有男女之別。於是厚給奩妝資飾，嫁予名族。因她想常能相見，又送以田宅，讓她們居之旁近，其富可知。親戚族里有貧乏不給的人，她都盡所能賙濟之，而無厭心。於是幽閨婦女，草野小人，對她的戀慕如母親。紹興初年，四方糧貴，饑者枕籍。徐氏力勉其子以廉價出售聞家倉廩存糧，賴以活者甚多。當時鄉人均說她積了陰德。後來宋廷以誥命頒賜州縣，勸諭大姓，她的孫兒也以推忠獻助而得授官。墓誌稱許聞氏一門之內，既富且貴，徐氏處之，恬無矜色，可說賢而有量。

她在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感疾而終於家，壽七十七。她有子二人，長聞邦式，次聞邦達，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太學生鄭璹子，次適進士龔定國次子，二女皆先徐氏卒。聞邦式在母歿後次年（紹興十三年，1143），以追悼不已亦亡。她有孫四人，名聞康年，官承信郎（按：承信郎是武階官第52階，從九品，舊制即三班借職。）次闕名，任淮西運幹。次名康世、康時。他們均從學。曾孫男一人。名聞申舉。曾孫女三人。¹⁷徐氏子孫在是年十一月將她葬於貴溪縣仁福鄉之劉源。墓介於其四世祖妣二兆之間。

她的孫兒聞康年在下葬前，請其友（失名）為撰墓銘。銘曰：

夫人之身，內助豐貲兮閭里推尊。夫人之□，□學稼穡兮訓飭子孫。

積善在躬，坐享厥服兮富貴滿門。志以斯文，雖億萬年兮其人若存。

這篇墓誌的主人徐氏，是信州貴溪富民聞氏長期的掌家人。她相夫經營生計，教聞氏成為富甲一方的大姓。她富而仁惠，得到善人的名聲。而她更有遠見地要子孫習學，趁著南宋初年宋廷許富民納貲為官的機會，使聞氏家族初步從商入仕。雖然其子聞邦式，其孫聞康年所得之官，只是從九品的小武官，但有官職在身，聞氏就能找到相熟官員代寫墓誌，抬高聞氏的社會地位。她選的女婿都是太學生或舉進士的子弟，¹⁸ 亦見到她希望聞氏家族走向士人家族。宋代富民或商人之妻對興家的貢獻，徐氏一例亦可見之。

本篇墓誌的墓主名王忠厚（1096–1144），字敦夫，其先豐城（今江西豐城市）人。曾祖父名王潤，祖父名王涉，始徙居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他的父親王舉，寂寂無聞。王忠厚的祖上三代都是平民。他生未滿周歲而父卒，靠母徐氏將他撫育成人。他自幼從師學習，外淳篤而內俊敏。於是貫通經籍，尤其善說《詩經》。他學習不拘泥於小處的蟲魚草木，務求達於理，而必詣其極。教他的鄉先生都器許之。但他一直應試不第，他開解說：“得失命也，吾從其可求者。”他放下舉業，優遊丘園，自得其樂。然後經營王氏留下的田產，增產數倍，於是貲財甲於族中。其母垂老，方才以為有子可依，而王忠厚卻在紹興十四年（1144）十二月甲辰（廿八）以疾卒。享年才四十九。以此上推，他當生於哲宗紹聖三年（1096）。

為他撰寫墓誌的是同邑人黃庭楸，書寫墓誌及篆碑的是左迪功郎新授建昌軍（今江西撫州市南城縣）司戶參軍徐世英，刊工是盧仝。黃庭楸事蹟暫不考。徐世英是撫州宜黃（今江西撫州市宜黃縣）人，剛於紹興十五年（1145）登第。也算是王忠厚的同鄉。²⁰

據黃庭楸的描述，王忠厚資稟和易，與人言恂恂如不出諸口。他未曾以富恃勢凌人。聽到人是非，就頷之而已。他事母純孝，母有疾都躬視湯藥，旬日衣不解帶。母疾少間，就喜形於色。他和叔父同居三十年，家事都諮而後行。後來分居，仍遵從叔父的規範，沒有更替。他友愛從父之昆弟，人莫能間。他馭奴婢以寬，有過就教督之，不加責打。後來放棄舉業仍嗜學，手不釋卷。他或抄寫書卷以遺子弟，非不得已，就不上公門。有人侵越其田畝而盜其林木，有勸他質於官府。他就說這是細故，若就興訟，就顯得心胸狹隘。有姻家喪親而家貧的。他就具棺槨衣衾斂葬之，並存撫其孤。廟堂有崩壞的，他都為之營葺。當歲饑旱時，州里因嚴霜而歉收，豪右不肯放糴糧米，他獨開倉賑贍。鄉人賴之以濟，他的仁厚類此。

他娶妻范氏，有子二人，名王震和王霆。長女適李球，次女許嫁范如陵。他卒後三年，其家人準備在十六年(1146)十月辛酉（廿五）葬於雙溪公堂原，並使人以行狀求銘於黃庭楸。黃是王忠厚和其長子王震之友好，於是為王作墓銘。黃慨言世之富者多欺壓細民以自殖，他們嗜利耽耽，思欲博取，不擇手段，以陰取而傾之，冀盡為己所得。只有王忠厚異於眾人，他持心甚仁，勤於建立功業而薄於自奉，以致富饒，實可銘也。銘曰：

謂仁不富，君富以仁。胡嗇之年，有啟厥後。非此其身，其尚信然。

本篇墓誌的主人王忠厚生於撫州商人富民之家，剛出生就喪父，本來其母想他習儒應舉，出人頭地。但他多次應舉失利，就放棄舉業，回家全心全意經營祖業而致富。惜墓誌也沒有具體言明王家經營田畝外，還做甚麼生意。²¹ 他雖然仍手不釋卷，並仍和同鄉的士人如黃庭楸和徐世英等有往來，但他不與公門來往，似乎已下了心絕意仕途。他的兩個女婿李球和范如陵也沒有甚麼功名，兩個兒子王震和王霆也沒有記載他們有志於舉業。王忠厚出入商儒之間，而最終回歸做一個富而仁的富民，也是宋代不少富民商人的選擇：當從商入仕之途不通時，就泰然回復商人的本業。

考王忠厚這種出入儒商的人，宋人並不鮮見。四川大學黃博教授在2016年所刊出的一篇專文〈儒商變換：宋代四川樂温縣富民李處和本事考——兼論唐宋時期重慶長壽地區的社會與文化〉，便考述在南宋初年在樂溫縣（今重慶市長壽地區）的富民李處和（?–1141後）出入儒商的事蹟。據黃博所述，“李處和先以家傳之學，爲儒生，因不得志，貧困無奈，棄儒從商，不料十年之内，竟成巨富。在經商成功後，又不忘儒生之本志，再棄商歸儒，定居涪州樂温縣，購置經史諸 子百家之書，築室讀書，並訓導諸子，成爲鄉里文化中的一大盛景。”²² 像王忠厚和李處和這類人，宜乎我們多加發掘並作個案研究。

本篇墓誌墓主名邢世亨（1138–1193），曾祖父名邢榮，祖父名邢皋，父名邢佐。先世為青州（今山東濰坊市青州市）人，後遷汴州（今河南開封市）。到紹興年間，始家於會稽（即紹興府）。²⁴ 他卒於光宗紹熙四年癸丑（1193）八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六。以此上推，他當生於高宗紹興八年（1138）。墓誌由邢世亨子邢溉撰寫，並由其婿張永年填諱，刊刻的人名許詠。

據墓誌所記，當邢佐卒時，邢世亨年未及冠。他質性渾厚，有志於學，以功名自期。他尤其深通世務，勤儉守法，不妄取一物。他在內則經理家事，事其母陳氏以孝聞，於外則招延名士，不惜重金以訓導諸弟。二十年間，諸弟都駸駸有立，見稱於師友。孝宗乾道二年（1166）三月，其弟邢世材（1140–1176）在是榜登進士第，授南康府司戶參軍。邢世亨有弟登科，光大門戶，人們自然說兄弟孝友，鄉閭榮美稱之。不幸邢氏中遭多難，包括已成名的邢世材中道死去，只終於從政郎、婺州金華縣（今浙江金華市）丞上。（邢世材之事迹見下文）²⁵ 留下的諸孤，邢世亨尤加以撫教，視之猶子，加以扶持。他們得以不墜，都賴邢世亨之力。²⁶ 

邢世亨初娶蔡氏（?–1160），蔡氏先他三十四年卒。生一子邢溉，業進士，生女二人。再娶張氏，生一子名邢洵，早夭。生女二人。邢的四女，長適忠訓郎、新監濠州（今安徽滁州市鳳陽縣）在城酒稅張永年，次適修職郎、新監臨安府（今浙江杭州市）保安等三閘賈昌國，再次適忠訓郎、兩浙轉運司催發綱運李師英，最幼的仍在室。有孫男一人，孫女一人。邢世享的家人，遵他遺命，在紹熙四年九月甲申（廿一），將他葬於會稽縣（今浙江紹興市柯橋區）五雲鄉昌源之塢，在其父邢佐之右壟，與其妻蔡氏同域。

邢溉說痛念其父艱難半世，見於立身處家者如此。本來說他應享高壽。邢溉說今下葬有期，他無暇求當世知名之人為墓誌以紀其父平生行實，只好由他略書墓誌以納諸壙內。

本篇墓誌的主人邢世亨，據其子所述，“奪於幹蠱，不克以遂初志，晚年聊以詩酒自娛。”就是說他為了維持邢氏一族生計，就放棄舉業，從事貨殖（幹蠱），換取財力供子弟就學。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他的弟弟邢世材就成功在乾道二年登進士第，出仕任官。而且在儒林享有令譽，南宋大理學家呂祖謙（1137–1181）即為他撰寫墓誌銘。呂東萊稱許邢世材“為人重實，幼孤，事母以孝聞。母亡事其兄如父，動息必咨，拊教諸弟，經紀族姻，恩意篤備。”是其兄邢世亨經理家務的好幫手。呂又說邢世材“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先生長者游，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於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呂祖謙和他的深厚情誼，據呂東萊說，他和邢“有連與相與講學，非一日知之為深。邦用平生它可紀尚眾，顧其自任者厚，非蘄以此自名，故獨論其所存以告來世，千載之下尚有哀其志者。” ²⁷

值得一提的是，由呂東萊邀集，約同朱熹（1130–1200）和陸九齡（1132–1180）、陸九淵（1139–1193）等在淳熙二年（1175）六月，在信州鵝湖寺舉行之著名鵝湖盛會後，呂曾致長書一通予邢世材備言其事，並問其意見，另外又慨言他自己的景況，可見二人的親密關係與及交情之深：

某自春來（按：胡宗楙據《遺集》作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卻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比來為學，想益有條理，別紙備悉。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君舉之歸，固名下難居，然亦有自愛太過之病也。

某自五月間亡婦之喪，冒暑治喪，悲愴疲薾，殊無聊賴。祔葬甫畢，而聞張丈之出，又聞劉丈之訃。出處死生，固亦常理。然消長之勢如此，可懼可愕。以是尤覺意緒忽忽，寢食殊少味也。

某自明招入城，復至衢、婺兩境迓大人之歸，弛擔方半月。侍旁閉戶讀書，漸覺成趣。向時過從士子往來者，不過時有一數輩耳。累求祠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儻得如志，得以一意休歇為學，僥倖多矣。

某屏居粗遣，但憂患相仍，意緒慘愴，殊不能堪耳。邦傑已遂襄事，深為之痛惻。志操如此，不謂其夭折也。拊育孤幼，其何以為懷？然似聞體候亦常失調護，切告寬抑自愛。春暖能乘輿見過否？與朋友講論，固可解憂，而去家稍違，凡百清簡，亦深有助於攝養也。汪丈棄世，殄瘁之悲，善類所同。數日間即走三衢哭之。次第元夕後乃能還舍。它祈以時為遠業厚愛。²⁸

可惜邢世材不壽，呂祖謙記他出為南康軍（今江西贛州市南康區）司戶參軍，適逢歲大凶，他日夜條畫方略以告上司，雖一半採納，一半不用，但政績迄無人比得上他。知南康軍檄他攝都昌（今江西九江市都昌縣）令。他一抵達，馬上發常平倉粟以贍濟饑民，然後隨即自劾。本路轉運使開始時怒他擅自發倉，但未幾就薦之於朝，蓋他對民惻怛之心發自內心，人們以“雖數而不見謂瀆，迫而不見為訐，度越規矩而亦不見為干名采譽也。”秩滿，遷從政郎、婺州金華縣（今浙江金華市）丞。可惜未上任，便在淳熙三年（1176）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年三十七。是年八月十二日葬於山陰縣(今浙江紹興市越城區和柯橋區)溫泉鄉光相塢之原。²⁹

呂祖謙除了為邢世材撰寫墓誌外，還為亡友寫了一篇深情的祭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壻於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郷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邪！眚災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婣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奠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³⁰

邢世材早死，雖然沒有讓邢氏名聲更上一層樓，但邢世亨沒有放棄，他既繼續以詩書自娛，還要長子邢溉繼續業進士，承父叔之志。而他選擇的女婿，都是有官職的人，長婿張永年和三婿李師英是正九品的武階官忠訓郎，次婿賈昌國是從八品的文階官修職郎。會稽邢氏到了邢世亨這一代已成功地從商入仕。可惜的是，墓誌沒有具體說明邢世亨幹蠱侍親，是從事何種商業致富。最後，邢世亨墓誌豐富了我們對呂祖謙學侶邢邦用（世材）家世背景的認識：他出身富民家庭，得兄長的栽培而得以科舉登第並成為儒學之士。

本篇墓誌的墓主名朱宗孟（1153–1199），字浩然，號稱出西漢會稽太守朱買臣（?–前115），故世為山陰人（即會稽）。他的曾祖父名朱元禧，祖父名朱明，官至承信郎。父朱偕，不仕。墓誌由其長子朱鍔撰寫，由其朱氏宗人宣教郎知邵武軍邵武縣（今福建南平市邵武縣）主管勸農公事朱元龜（?–1203後）書諱，刊碑者是李信。³²

他生於紹興二十三年癸酉（1153）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十八，即孝宗乾道六年（1170），以助貲於縣官，補將仕郎。淳熙八年（1181）七月十七日，孝宗詔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王渥（?–1214後）除直祕閣、四川茶馬。以王渥守邊有勞，故有是命。當王渥奉命制置茶馬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時，曾辟朱宗孟充靈泉縣（今四川成都市東龍泉驛）尉。但他不樂出仕，終閉里不出，而以詩書自娛。他年四十七，即寧宗慶元五年己未（1199）九月十一日以疾卒於家。他娶鄭氏，子六人，長子朱鍔，娶陳氏，通判通州（今江蘇南通市）陳樞之孫女。次子朱介，娶趙氏，台州路分宗室趙不□的孫女。他信佛而履行之，終以厭世而祝髮為僧。次朱鑰，娶王氏，賀州（今廣西賀州市）司理王中孚的孫女。³³餘朱銓、朱鎮未娶。有孫男一人，名朱大方。孫女二人。嘉泰元年辛酉（1201）十一月九日，朱氏子孫將他葬於會稽縣(今浙江紹興市)五雲鄉鑄浦之原。³⁴

朱鍔記述他們朱氏自高曾祖父以來，家財僅僅足夠，賴其父朱宗孟篤志勤儉，經理生業，即一錢尺帛，出入必有記錄，整齊如公家，故此能振起家業。不過，其父營生不為苛刻，他所用的斗斛，量稱甚公平，說以此遺後人。他誨飭子弟，必以儒術立門戶，要好賢樂士，如恐不及。鄉鄰有爭鬥，每以善言諭之來化解。他濟人之急，捐金發粟而不吝。寒者施衣，死者以棺斂葬之，若歲不豐登，必施食與饑民。他晚年更崇敬佛門，多所施捨，間中閱佛典，尤得其趣。故他壽終之時，去之安然。

本篇墓誌的主人朱宗孟，從他的名字已見他是崇儒的人，他晚年信佛並不妨他要子弟以儒術立門。他曾納貲取得官資，雖最後沒有出仕，但一直和官員士人往來，擇婿均來自官宦之家，他欲從商入儒之志不改。他經營甚麼生意。可惜墓誌沒有具體言明，似乎是經營田產糧食，或與布帛有關。

上述九篇的商人家族墓誌，有一共同地方，是撰墓誌的人，不管是墓主的親人，還是墓主家人的朋友，都沒有具體說明墓誌從事何等營生致富，多是說墓主克勤克儉，規劃有度而興家致富。而且他們公正不欺，從沒有貪取多餘的財貨，另外，他們都是富而仁善，對親友族人照顧慷慨，對窮人多加周濟。遇上荒年，他們都沒有乘機抬高糧價，反而以廉價出售存糧，甚至施捨給饑民。

他們多有在南宋軍興時，配合宋廷之政策，納貲為官，帶著官籍，亦官亦商。他們多數有志於培育子弟從學習儒，並延請士人教導，也和官員士人交往。擇婿也多自官宦之家或儒門。從商入儒是他們光大門戶的途徑。最成功的例子是會稽邢氏，墓主邢世亨培育其弟邢世材成材，高中孝宗乾道二年進士，而且成為南宋大儒呂祖謙的學侶。呂東萊後來還親為他撰寫墓誌，以紀其不凡一生。而邢世亨的墓誌也可以豐富我們對東萊學侶邢世材的家世：他出身商人之家。

宋代商人家族也有與儒士不怎樣接近的，信州貴溪留氏就是一例。貴溪位處道教天師派龍虎山所在，留氏與當地道教人士往來甚密，最後留文用的墓誌就請得第二十八代張天師張敦復撰寫。這篇墓誌的重大價值除了提供宋代商人和道教交往的珍貴案例外，更證實了張天師張敦復的真實存在。

另外明州羅氏的事例也反映了有些商人家族，雖自營生致富，卻無多大興趣和儒生往來，以及要子弟從商入儒。另外撫州王氏因應試不第，而絕意舉業，專心回家從商致富，並崇信佛教，而並不著意要子弟修舉業，也是宋代商人家族對從商入儒的另一種態度。

本文的兩位女性墓誌，分別是宣弼妻莫氏，和聞能妻徐氏，都反映了宋代商人家族婦女對其家族興家致富的貢獻，而兩位夫人不約而同地督促子弟向學，以光大門戶。

本文九則墓誌的撰寫人，名人除了為信州留文用撰寫墓誌的正一派第二十八代天師張敦復外，還有為信州丁漸撰寫墓誌的周執羔，他是南宋著名的天文學家，高、孝兩朝的名臣。這篇墓誌是他少數傳世的文章。筆者已撰有專文考述其生平事蹟，題為〈從商入儒：宋代信州弋陽周氏家族研究──以宣和六年進士、南宋初年儒臣周執羔為中心〉。此文待刊。

當然德興張氏資料繁富，我們很易看出它的一個完整的面貌，那是本文那些資料有限的墓誌所見到的商人家族不可相提其論的。

高楠：〈北宋前期的納粟令格與富民捐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7卷第1期（2025年1月），頁149–56。[Gao Nan. “Donation Regulations and the Donations of the Rich Peopl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7 (2025) 1, 149–56.]

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Gong Yanming. Dictionary of Song Bureaucracy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龔延明、祖慧編：《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Gong Yanming, Zu Hui. A Compilation of Records of Song Dengke Ji.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何冠環：《貨殖經營：宋代商人家族研究初探》，香港：新龍門書店，2024年。[Ho Koon-wan. Wealth and Profit-Mak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erchant Families in Song China. Hong Kong: New Lung-mun Bookstore, 2024.]

洪邁撰，李昌憲整理：《夷堅丙志》，載戴建國主編：《全宋筆記》第九編第四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Hong Mai. Third Series of Yijian’s Records. In Collected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Series 9, Vol. 4, edited by Dai Jianguo. Zhengzhou: Dax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8.]

黃博：〈儒商變換：宋代四川樂温縣富民李處和本事考—─兼論唐宋時期重慶長壽地區的社會與文化〉，《蜀學》，2016年第十一輯，頁103–14。[Huang B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onfucian Merchant: A Study of Li Chuhe, the Wealthy Commoner of Lewen County, Song Sichuan — and a Discussion of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Changshou, Chongqing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Journal of Shu Studies (2016) 11, 103–14.]

黃博：《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Huang Bo. Unique Among the Empire’s Prefectures: Political Cul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Sichuan in the So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4.]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Huang Kuan-chung. Clans and Society in the Song Dynasty. Taipei: The Grand East Book Co., Ltd, 2006.]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Kuaiji Museum of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Shaoxing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Song Dynasty Epitaphs. Hangzhou: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2018.]

呂祖謙撰，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Lü Zuqian. Collected Works of Lü Zuqian.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錢汝平：〈第二十八代天師張敦復事迹補考〉，《宗教學研究》，2023年第3期，頁12–13。[Qian Ruping. “A Supplementary Study on the Life of Zhang Dunfu, the 28th Celestial Master.” Religious Studies (2023) 3, 12–13.]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Xu Song. Draft recovered edition of Song Important Document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張淏纂修：《寶慶會稽續志》，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Zhang Hao. Continued Gazetteer of Kuaiji from the Baoqing era. In The Song-Yuan Local Gazetteer Series edi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

補記：

筆者在2026年2月收到錢汝平教授的新書《新見宋代東南地區家族墓志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1月)，其中第二篇〈第二十八代天師張敦復事跡補考──新見《宋故留君墓誌銘》發微〉，頁15-20，是錢氏前引文的修訂。讀者可以比較參考。

2026年2月27日

1. 何冠環 iD http://orcid.org/0009-0004-2070-3851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2. 何冠環：《貨殖經營：宋代商人家族研究初探》（香港：新龍門書店，2024年），第五章〈新出土宋人墓誌地券所見宋代商人傳記考述〉，頁184–209；第六章〈《麗水宋元墓誌集錄》收錄的宋代商人墓誌——從商入儒的松陽潘氏家族及青田潘氏和遂昌吳氏家族（附：莫儔生平事蹟考）〉，頁210–37。

3.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〇〇六〈留文用墓誌銘‧宋元豐三年（1080）閏九月〉，頁11–12。此墓誌碑石高70厘米，寬63厘米。志文行書，共20行，滿行25字。共約500字。

4. 考在《宋代墓志》序一（頁7），馮建榮已略考張敦復被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賜號“葆光先生”，元順帝（1320–1370，1333–1370在位）時又賜號為“太極無為演道真君”。錢汝平一文則證實了元人以上的記載。錢汝平：〈第二十八代天師張敦復事迹補考〉，《宗教學研究》，2023年第3期，頁12–13。

5.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〇〇八〈羅仁緒墓誌‧宋元祐元年（1089）十一月〉，頁15–16。按碑斷為兩截，高66厘米，寬42厘米，志文正書，共10行，滿行20字，約200字。

6. 本文的一位匿名審查人認為羅仁緒不一定是經商致富的商人，其商人身份是想當然的推測。不過，在證據不是百分百之下作合理的推測，本也是史學研究所容許的，特別是古代史料匱乏下，只需要注明此例仍有待證明即可。

7.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〇十三〈宣弼墓銘‧宋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頁25–26。該碑石斷為三截，高81厘米，寬56厘米。志文正書，共27行，滿行30字，約810字。

8. 考厲熊舉進士，據《宋登科記考》，並未見他登第記錄。

9.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一四〈宣弼妻莫氏墓誌‧宋大觀三年（1109）十二月〉，頁27–28。該石碑右上角殘缺，高69厘米，寬50厘米。志文正書，共21行，滿行29字。約600字。

10. 考潘彬是越州會稽人，一作新昌縣（今浙江紹興市新昌縣）人。崇寧五年（1106）登進士第，仕至平陽縣（今浙江溫州市平陽縣）主簿。參見龔延明、祖慧編撰：《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上冊，卷八，〈徽宗崇寧五年（1106）〉，頁504。

11.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一六〈丁漸墓誌銘‧宋紹興七年（1137）十一月〉，頁32–34。該墓石高127厘米，寬64厘米。志文正書，共20行，滿行50字，共約1000字。

12. 周執羔是南宋初年名臣及著名天文學家，《宋史》卷三百八十八有傳。他是宣和六年（1124）榜第二名進士登第，官至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

13. 關於宋代地方政府在軍興時鼓勵富商納栗授官，早在宋太宗淳化五年（994）正月已頒詔推行。最近高楠教授有專文考論之。可參見高楠：〈北宋前期的納粟令格與富民捐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7卷第1期（2025年1月），頁149–56。

14.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一七〈聞能妻徐氏墓誌銘‧宋紹興十二年（1142）十一月〉，頁35–36。本碑石高、寬均62厘米。志文正書，共30行，滿行30字，共約900字。

15. 考墓誌提到徐氏葬於仁福鄉之劉源，按本文第一節的留文用也葬於仁福鄉，留是貴溪人，故推知徐氏也是貴溪人。

16. 參見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附表11，〈選人七階名稱變化表〉，頁758；附表18，〈政和、紹興武官階表〉，頁765–66。

17. 參見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附表11，〈選人七階名稱變化表〉，頁758；附表18，〈政和、紹興武官階表〉，頁765–66。

18. 參見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附表18，〈政和、紹興武官階表〉，頁766。

19. 考其長婿之父鄭璹，次婿之父龔定國，暫不考其生平。據《宋登科記考》，於理宗寶祐元年（1253），有鄭璹其人以明法登第，當非同一人。參見龔延明、祖慧編撰：《宋登科記考》，下冊，卷十三，〈理宗寶祐元年（1253）〉，頁1647。

20.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十八〈王忠厚墓誌銘‧宋紹興十六年（1146）十月〉，頁37–38。本碑石高102厘米，寬53厘米。志文正書，共19行，滿行37字，共約700字。

21. 篆碑的徐世英，據《宋登科記考》，他是撫州宜黃（今江西撫州市宜黃縣）人。紹興十五年登進士第，初授建昌軍司戶參軍。洪邁（1123–1202）的《夷堅丙志》卷十二，記建昌軍司戶官舍後有淫祠，徐世英欲去之未果。後忽感疾，兀兀如白癡，飲食言笑，皆與人異。其兄徐世傑自家鄉往視之。既至，未及說話，徐世英迎唾其面，世傑不知所為，便覺恍惚。徐世英則灑然如平常。世傑抱疾以歸，口不能語，日用所須，只能書字以告。他性喜讀杜詩。雖屏棄人事，仍求讀杜詩不輟。其後疾越劇，每出必裸袒，家人只好將他閉在一室，僅二十年便死去。徐世英後只仕至廣州（今廣東廣州市）州學教授，亦死。他們兄弟皆以文學在臨川著名，卻不幸中邪。洪邁惜之。參見龔延明、祖慧編撰：《宋登科記考》，上冊，卷九，〈紹興十五年（1145）〉，頁768；洪邁撰，李昌憲整理：《夷堅丙志》，載戴建國主編：《全宋筆記》第九編第四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卷十二，“徐世英兄弟”條，頁126。

22. 本文的一位匿名審查人也質疑王忠厚經商的事證據不足。事實上許多宋人墓誌都語焉不詳，沒具體說明經商是做甚麼生意。田主販賣土地在古代農村很普遍，今天我們稱他們為地產商也恰當。我們在史料不足下，只能作合理推論，疑王忠厚也一樣以經商持家。信或不信，就見仁見智。記得先師嚴耕望教授（1916–1996）有言：肯定一件事實不易，要否定一件事也同樣不易。

23. 黃博：〈儒商變換：宋代四川樂温縣富民李處和本事考——兼論唐宋時期重慶長壽地區的社會與文化〉，《蜀學》，2016年第十一輯，頁103–14。該文後收入作者的論文集，易名為〈權道與初心：富民李處和的宋代文化史意義〉，參見黃博：《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十三章，頁297–315。

24.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六五〈邢世亨墓誌‧宋紹熙四年（1193）九月〉，頁136–37。本碑石高74厘米，寬50厘米，志文正書，共16行，滿行29字，共約460字。

25. 據呂祖謙為邢世亨弟邢世材所撰之墓誌銘，邢氏原為青州人，徙汴，紹興間始以會稽為家。本墓誌以邢氏先世為河北清州人，實誤。宋無清州。另記其母為陳氏。參見呂祖謙撰，黃靈庚、吳戰壘（1939–2005）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一冊，《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二，〈墓誌銘‧邢邦用墓誌銘〉，頁191–92。

26. 按邢世亨墓誌云：“乾道龍飛，仲叔以經學擢進士第”，未言其弟之名。考《宋登科記考》記在乾道二年三月蕭國梁榜下登第進士即有邢世材，字邦用，紹興府上虞縣（今浙江紹興市上虞區）人，授南康軍司戶參軍，終從政郎、婺州金華縣（今浙江金華市）丞。即與墓誌所記的邢世亨弟事蹟吻合。參見龔延明、祖慧編撰：《宋登科記考》，下冊，卷十，〈孝宗乾道二年（1166）〉，頁925；張淏（?–1228後）纂修：《寶慶會稽續志》，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5月），卷六〈進士‧乾道二年蕭國梁榜〉，葉十下（頁7159）。

27. 據邢世材墓誌，邢世材初娶和氏，先卒（按：胡宗楙據《呂東萊遺集》作何氏）。再娶曾氏。有子男三人，依次為邢淳、邢湛和邢淑。邢淑過繼予他的叔父邢世元（按：胡宗楙據《呂東萊遺集》，叔父無“世”字）。有女四人，邢世材卒時尚幼。邢世亨墓誌所說的諸孤就是邢世材的三子四女。參見呂祖謙：《呂祖謙全集》，第一冊，《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二，〈墓誌銘‧邢邦用墓誌銘〉，頁191–92；胡宗楙：《東萊呂太史集考異/文集考異》，頁835。

28. 呂祖謙：《呂祖謙全集》，第一冊，《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二，〈墓誌銘‧邢邦用墓誌銘〉，頁191。

29. 呂祖謙：《呂祖謙全集》，第一冊，《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祭文‧祭邢邦傑文〉，頁130；《東萊呂太史別集》，卷十〈尺牘四‧與邢邦用〉，頁500–1；《東萊呂太史集考異/文集考異》，頁845–46。考呂祖謙此信中提到的邦傑，當是卷八提到的“一門孝友，舊推諸邢”的邢邦傑，疑是邢世材之弟邢世元。

30. 從政郎是選人的文階官第35階，從八品。參見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附表12，〈元豐前後兩宋文官（朝官京官選人）寄祿官階對照表〉，頁759。

31. 呂祖謙：《呂祖謙全集》，第一冊，《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祭文‧祭邢邦用文〉，頁133。

32. 會稽金石博物館、紹興市檔案局編：《宋代墓志》，七六〈朱宗孟擴記‧宋嘉泰元年（1201）十一月〉，頁158–59。本碑石高66厘米，寬45厘米。志文正書，共20行，滿行21字，共約420字。

33. 考朱元龜是紹興府餘姚縣人，孝宗淳熙八年（1181）登進士第。據《宋會要》所記，在寧宗嘉泰三年（1203）正月二十二日，刑部員外郎奚士遜，知邵武軍黃立各降一官。其中黃立沒有按治其屬下知邵武縣朱元龜治獄失誤之過。可知是年正月前朱元龜仍知邵武縣。他大概後來被黜職。又宣教郎是文階官第26階，從八品京官。參見龔延明、祖慧編撰：《宋登科記考》，下冊，卷十，〈孝宗淳熙八年（1181）〉，頁1045；《寶慶會稽續志》，卷六，〈進士‧淳熙八年黃由榜〉，葉十一下（頁7160）；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九冊，〈職官七五之三七‧黜降官內外任〉，頁5092；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附表12，〈元豐前後兩宋文官（朝官京官選人）寄祿官階對照表〉，頁759。

34. 據《宋會要》所記，在政和五年（1115）八月十三日，太史局令充翰林天文王中孚上奏事。另引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記，於紹興六年（1136），張浚（1097–1164）以都督出行邊，乃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命措置官樊賓(字相伯)、王弗(字中孚)舉行之。以上的兩個王中孚，哪一個是墓誌提到的賀州王中孚，待考。似乎張浚差派措置營田的王中孚近之。參見徐松：《宋會要輯稿》，第五冊，〈瑞異一之二十二‧徽宗〉，頁2605；第十三冊，〈食貨六十三之一百八‧營田雜錄〉，頁7668；李心傳(1167-1244)撰，徐規(1920-2010)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甲集卷十六，第428條「營田」，頁347-349。

35. 考墓誌記制置王渥帥成都一事，當是他在淳熙八年七月十七日奉詔制置四川茶馬而帥成都一事。參見徐松：《宋會要輯稿》，第八冊，〈職官六二之二十三‧特恩除職〉，頁4734。

36. 參見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第三篇，《江西家族群像》，第一章〈鄉望與仕望——厚經營的張氏家族〉，貢2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