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視角鳥瞰，一部文學中國演變史，演變到《紅樓夢》，就本質而言，已經基本完成。文學中國演變史其展現出來的本質線索就正是解讀《紅樓夢》作者之謎的根本途徑；運用文學中國的基本原理來解讀紅學之謎，就是最好到方法論——因為，《紅樓夢》可說是文學中國演變的必然結果和最終果實。她攜帶了文學中國生命本體的全部基因和演變規律。

我們可以分別從《紅樓夢》的思想史意義、《紅樓夢》是誰的傳記、《紅樓夢》的主要情節、《紅樓夢》的寫作原型、《紅樓夢》的傳播演變等多個維度來加以探討。

魯迅認為“自《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被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學史命題。怎樣解讀魯迅的這一命題，如果不能深入讀懂《紅樓夢》的作者，並將《紅樓夢》的產生與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的大進程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實是難以交出一份滿意的、合於歷史真實的、具有深度的答案。

魯迅不僅僅指出《紅樓夢》將傳統的寫法都打破了，而且，將傳統的思想也都打破了。這“思想”二字，可謂一字千金，力透紙背，直指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之壼奧。確實如此，沒有作者思想的深度顛覆，哪裡來的寫法的徹底打破？這是魯迅留給後來學術史研究的一個偉大空白和一個偉大謎案。

有一句名言：性格決定命運。這話很深刻，但如果再深究一下，性格是由什麼來決定的？人與動物最大的不同在於思想，人類的一切行動——或說是每個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運，就本質而言，取決於每個人所持有的不同思想。

進一步深化到文學作品，任何一部偉大作品的出現，任何小說藝術寫法的突破，究其本質而言，都首先是思想的突破。雖然，不一定每一個思想的突破都帶來藝術的創新，但每一個具有寫法意義上的革命性突破，必定是其作者具有突破性的思想才有可能實現——往往是思想的突破，強迫了作者寫法的突破。

那麼，何謂“被打破”的“傳統的思想”？首先要知道中國傳統的思想是什麼？圍繞傳統思想的傳統寫法是什麼？才能知道《紅樓夢》是怎樣打破傳統思想和傳統寫法的。幾千年以來統治中國傳統文化者，莫過於儒家理學。作為思想文化的文學表現，《紅樓夢》之前，小說的思想和寫法，也始終圍繞這一思想牢籠而存在。其中欲要掙脫枷鎖而尋求一片自由天地者，如水滸、西遊、金瓶梅。《水滸傳》和《金瓶梅》的出現，都是以一種近乎變態的方式對傳統禮教發出挑戰：《水滸傳》採用殺人越貨的強盜方式來展示人性，《西遊記》通過孫悟空大鬧天宮來傳達對禮教世界和皇權世界的反抗，《金瓶梅》則更是以小說寫法來表達情慾本體論，雖未能成功帶來人性的思想解放，反而帶來了明末清初人欲橫流和“唯性”主義的寫作潮流，但這已經是男性小說作家視野之下反抗禮教、追求自由的極致。

禮教制度之下的男性，還不能真正讀懂女性的內心世界，也就還不能真正進入到人性解放的歷史階段。思想解放的推動者，其本身仍舊生活在儒家理學的桎梏之中，是程朱理學統治之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懂得真正的愛情來自於人性本身，也永遠無法理解日常生活中男女之間精神生活的可貴。

正因為如此，《紅樓夢》之前，明清小說中女性多為紅顏禍水。情變成了色，色成為了情的代言，過猶不及，原本文學中國演變中的一道瑰麗風景線：由白居易湘靈之戀——蘇東坡文學中國人性的覺醒——到李贄《金瓶梅》對人性的張揚，其結果卻成為了人欲橫流的爛泥塘。可以說，明代四大奇書的誕生和流傳，就如同水滸英雄的造反一樣，雖然起到了對傳統禮教攻城略地的意義，但卻未能真正展示人類男女眾生真實而自由的情感世界。而這正是《紅樓夢》的偉大意義，也正是此書非女性作者不能寫出的一個本質原因。

脂硯齋重寫《石頭記》，脂評說“深得金瓶壼奧”，是對《金瓶梅》的有意識繼承。這一繼承，當然包括寫作方法的繼承，如分身法，但更重要的是對全書主題思想的繼承，對理學統治的批判。

《紅樓夢》之所以能將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正在於此書作者的性別從根本上被打破，她是華夏民族這一儒家理學男人世界中逃難而出的一位女性人物，她的一生飽嘗儒家理學對女性的殘害，她將自己血淚之人生經歷，以“實錄”精神寫入《紅樓夢》，通過“假語村言”的剪裁取捨，形成不同於男性視角下的偉大作品。

《紅樓夢》的作者，如同一位被強盜拐賣的少女，在被劫持的路上，不斷丟下指引後人辨識作者真相的暗語。作者留下破譯線索，還將這一些提示信息寫在了作品本身之中，通過書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性格命運、故事情節的深刻思想與脂評的暗語標記形成一個完整的生命本體，為後來讀者塑造出來一個完整的作者人生傳記。

可惜後來的研究者對此視而不見，反而採用割裂的、孤立的放大鏡來研究種種局部問題，從而錯失了破解紅樓作者的真相之謎。脂硯齋通過《紅樓夢》作品豎起了反對封建禮教的大纛，其中的含意，正與我的“文學中國”理論殊途同歸。如果脂硯齋也同樣採用程朱理學的方式，通過自己的說教來反對理學的說教，它不僅僅是無力的、蒼白的、枯燥的，而且，是沒有生命力的，是會被視為當時的反動言行而被禁錮的。

脂硯齋將她一生的所見所聞，以小說的文學形式、立體地、全方位地摹寫出來，再經過文學的、審美的、藝術的創造，就成為前所未有的小說寫法，成為前所未有之文學中國的偉大集成。換言之，是思想的激越充盈無法釋放，才有了寫法的近乎全方位的顛覆和創造。

一部《紅樓夢》，自其抄本問世二百餘年以來，吸引了無數文人騷客，但卻始終未能真正獲得破譯？究其根本，主要在於尚未找到破解《紅樓夢》之謎的總鑰匙。所謂《紅樓夢》從何而來？脂硯為誰？後四十回誰續？看似是三個問題，實則解決了脂硯齋是誰的問題，其餘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脂硯齋重寫《石頭記》，即為解讀《紅樓夢》一切問題的鑰匙。

筆者的紅學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大紅學史觀的方法論。對這一方法論的具體內容，先看一下人工智能如何闡釋：木齋的大紅學史觀方法論是一種系統性、整體性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探究《紅樓夢》的創作背景、作者身份及作品內涵。人工智能的解讀，基本吻合我的研究方法。本書《讀懂紅樓夢》也正是這一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整體性研究意味著在方法論上與明遺索隱派劃清界限。索隱派全部觀點都是碎片化說法：認為黛玉判詞“玉帶林中掛”，崇禎也是在景山歪脖子樹上吊死——黛玉隱喻崇禎；寶玉的玉，就是傳國玉璽。凡此種種，都是孤立的想像之詞，互相不能構成整體系統。

整體性研究，是由第一性原理和多重派生原理構建而成的一個完整體系。從這個體系出發來評點甲戌本，就是一個從第一性原理，不斷發散闡釋的結果。以下例舉筆者最早的幾個推理和驗證的過程，通過對研究過程的回顧，總結研究方法的同時，還可以大體得知《紅樓夢》中主要人物、主要家族的歷史原型關係。

其一，從甲戌本第三回引發的思考：黛玉拋父入京都，極為不合人情物理，我推測黛玉原型乃為被抄家逃難之人。蘇州織造李煦家族1723年元月被抄家，根據書中對於黛玉的描寫，應該是七八歲的樣子，往前七年則為1716年。推測李煦家族應該有1716年出生女兒的記載，此女即應為書中的黛玉原型。讀《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1716年九月十五日，果然有家族添子，舉辦湯餅會的記載，但所生男孩與我的推測不能完全吻合，遂購得《虛白齋尺牘》，果然，1716年《寄京中三弟》：“我於九月十五日添得一子，十一月廿四日添一女，並以附聞。”此前的預判如約而至，李煦正是在1716年十一月廿四日添一女，1723年抄家之際，此女正好七歲，經過一路輾轉，於1724年年底，逃難進入曹府開始了寄人籬下的人生。

其二，推測黛玉應為與其母以及書中賈雨村共同逃亡，蓋因黛玉此時太小，不可能完成單獨一人的逃亡。李煦家族抄家，定會有三人出逃的信息痕跡，應該是男性一人，即書中的賈雨村，女性一人以及幼女一人。《年譜》中隨即讀到李煦家族在抄家過程中，報“病故三人，男子一、婦人一及幼女一”，完全吻合於書中描寫賈雨村攜帶黛玉入府，只不過隱去了“婦人一”的情況，此“婦人”其實就是黛玉的生母，書中以黛玉母親賈敏病故來作為託詞。

隨後，筆者開始了第二組推測，推測熊賜履家族為書中薛家原型，以書中薛蟠、寶釵為中心的推測和驗證。

首先是對薛蟠年齡的推測，史料記載，康熙五十五年（1716）二月十八日，李煦有折上奏康熙：“臣奉旨至江寧府大學士臣熊賜履家中，見有三子。其長子熊志伊，年四十一歲，言語顛倒，悲喜不常，所患痰病未愈。……長子熊志伊住上元縣省字鋪地方，志契、志夔跟隨生母龔氏另一宅居住，在上元縣增字鋪地方。”李煦對熊賜履長子熊志伊的描述，活脫脫就是書中薛蟠的形象，“在上元縣省字鋪地方”也吻合於書中的描述，由此，我推測熊志伊即為書中的薛蟠。熊志夔應該即為書中的薛蝌，兄弟之間年齡相差33歲（兩者生年份別為1676和1709年），夔，黃帝時代的夔獸，文龍與志夔皆為動物。熊志伊在書中名為薛蟠，表字文起，又名文龍；而熊志伊幼弟熊志夔在書中名為薛蝌，意思是蟠龍的小蝌蚪。

再進一步深入研究，推測應該有熊家遺孀子女入住曹家的史料。《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1716年記載：“臣至江寧織造衙門宣示諭旨，著曹頫照看熊賜履之子。”到1721年10月，康熙詔書諭令落實對熊賜履家族遺孤子女的生活問題。《永憲錄》記載：“於是門生尚書王鴻緒等……助銀三千兩，命交江寧織造曹頫生息給予用度。”這也是書中說薛蟠“不過賴祖父之舊情份，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也就是取利息，在曹家落腳生活，從而驗證了熊賜履即為薛蟠之先父，熊賜履遺孀即為書中薛姨媽。

第三組推測：兩江總督赫壽家族。推測書中寧國府家族原型為時任兩江總督的赫壽家族：赫壽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二月任漕運總督，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任兩江總督，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月去世。書中寧國府賈赦則以兩江總督赫壽為原型，秦鍾、秦可卿故事以及風月寶鑒原型均發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其背景為曹寅詩《辛卯年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侄寄西軒諸友三首》，對應《紅樓夢》書中，珍兒即應為《石頭記》舊書稿中的賈珍。此一組故事原型均為舊稿故事，因此，脂硯齋不得不全力處理原作《石頭記》的相關情節。《紅樓夢》第十一回、十二回、十三回等回次就是曹頫《石頭記》原稿經過脂硯齋修改整合之後的部分。

以上，再加上眾所熟知的曹寅家族，就是書中真正的四大家族。

脂硯齋不僅僅是此書的主要評點人，也是此書的靈魂人物，是此書的主要作者。她的人生經歷最為悽慘而異常豐富，特殊的人生經歷造就了她和書中寶玉終生不渝的戀情，但由於兩人之間的輩份是姑侄（沒有血緣）關係，為儒家理學所不容，從而造成了這一本書曲曲折折的遮蔽歷程。幾乎從一芹一脂死去之後，就開始了消滅脂硯齋在書中痕跡的運動。此後，到出現卞本，卞本的筆跡與甲戌本相同，皆應為曹頫的筆跡，則索性連同脂評也要消除殆盡，而程甲本、程乙本等則徹底消除了脂硯齋與本書的任何關係，實現了消滅脂硯齋運動的最終結果。

版本的問題，實際上是《紅樓夢》在上述背景之下寫作過程和傳播過程的反映和體現，只有安放在上述的背景基礎之上才能給予深度解讀，才能具有正確的版本認知；同時，版本過程也反過來印證了《紅樓夢》的這一作者背景。《紅樓夢》之所以擁有如此之多的版本，正是由於其異常複雜的作者背景以及波瀾起伏、一波三折的寫作過程和早期傳播過程。如果以版本的先後次序，來標識《紅樓夢》寫作史，其中有幾個重要里程碑：

一、庚辰本（1760），為脂硯齋抄閱再評（重寫）《石頭記》的最早手稿本；

二、甲戌本，甲戌年（1754）僅僅是寫作開端，實際上是壬午（1762）索書甚迫的送審選本，應該更名為壬午本，為脂硯齋由“代玉”而轉正為“黛玉”的標誌，也是脂硯齋由主要寫作者，開始兼任評點者，並寫作《凡例》《楔子》等介紹此書寫作緣起的標誌。甲戌本為曹頫即畸笏叟根據脂硯齋稿件謄寫的原稿；

三、戚序本：消滅脂硯齋的里程碑：戚蓼生序本（以下簡稱戚序本）實際上是三大早期版本之後的最早版本，是脂硯齋原稿本之後的第一個由他人整理的修改本，也是開始消滅或說是閹割脂硯齋與此書關係的始作俑者，其最顯著特點就是刪除一切有“脂硯齋”字樣的文字，包括書名，也同樣是最早不用“脂硯齋”作為書名的版本，而名為《石頭記》。

戚序本全書雖然保留了主要的脂評內容，但卻將脂硯齋的署名消滅殆盡，有時把脂硯齋的名字予與刪棄，有時則把脂硯齋的名字予以改換。改換者如第十九回，“己卯本、庚辰本有批語曰：脂硯齋不知有何心思”，到戚序本則將“脂硯齋”修改為“此評者”。唯有一處七言律詩“脂硯”二字鑲嵌在詩句之中無法消除，見於第二十回回末，單獨列出一頁標註《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警，故錄於斯：“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

茜紗公子即書中賈寶玉，原型之曹雪芹，脂硯先生與之相對，顯然為書中林黛玉，評點人之脂硯齋。稱呼先生者，亦無奈之舉也。“是幻是真空歷遍，閒風閒月枉吟哦。情機轉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透露其人生之悲慘絕倫，透露書中之戀情，皆為人生之真情；“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暗示全書之寫作，皆為脂硯齋一人之總其成也。

《戚蓼生序》開篇即言：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作序者乃為深知《石頭記》底細者，絳樹，有三個意思：（1）神話傳說中的仙樹；（2）古代歌女名，亦借指美女；（3）珊瑚的別名。這裡顯然是借用絳樹來代指此書的作者。此書的緣起，講到絳珠仙草還淚的故事，暗合神話中的仙姝、仙樹；脂硯齋平生曾經淪落風塵，是明末柳如是、馬湘蘭一類人物，因此，古代的歌女名可以暗合。戚蓼生可謂是一石二鳥，一箭雙雕。

馮夢龍《古今譚概》，在第二十部“委蛻部”里，有一則“絳樹兩歌，黃華二牘”：《志奇》：絳樹一聲能歌二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戚序中的“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正明確指出《石頭記》一書，批點者即為寫作者，寫作者即為批點者；換言之，脂硯齋即為作者，也為評點者。而脂硯齋其人不能為儒家道德所容，戚序本刪除一切脂硯齋字樣，良有以也。

既然戚蓼生明確知道脂硯齋為此書的主要作者和評點者，為何還要刪除脂硯齋的署名呢？戚本之序已經做出相當清楚的暗示：“……嘻！異矣。……寫寶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瑯琊；寫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寫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此一句為要害，點明當政者認為此書與脂硯齋有關，有傷風化！其中要害是後一句，“不啻桑娥石女”，這是一個典故，只有深入研究過漢魏古詩《陌上桑》《孔雀東南飛》以及曹植《洛神賦》以及能夠破譯漢魏古詩的學者，才有可能破譯。

戚序本之後，雖然版本很多，但都繼承了戚序本的成果，程甲本、程乙本更是將脂硯齋的全部評點刪除，從此之後，對此書原本沒有多少貢獻的曹沾就成了作者曹雪芹。

四、甲辰本及夢覺主人序

甲辰本或稱之為夢覺主人序本（簡稱“夢本”），是首次採用《紅樓夢》作為書名的一篇序言，具有重大意義。夢覺主人，應是脂評之中的畸笏叟——曹頫。寫作時間根據作者署名“甲辰歲菊月中浣夢覺主人識”，應該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菊月（農曆九月）完成。序中說：“辭傳閨秀而涉於幻者，故是書以夢名也。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紅樓富女，詩證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作是書者籍以命名，為之《紅樓夢》焉。”此前筆者解釋過，《石頭記》是原作者畸笏叟原稿的書名，《紅樓夢》是新作者脂硯齋用的書名。脂硯齋在從甲戌抄閱再評之後，仍用《石頭記》作為書名，可謂是向原作者的致意和尊重。但一芹一脂淚盡而亡之後，畸笏叟不得不以老邁之身，承擔起對原稿的整理工作，秉承朝廷旨意，接續戚序本繼續完成消滅脂硯齋運動。

脂硯齋當年為表示敬意舍去自己心儀的《紅樓夢》之名而不用，仍用《石頭記》作為書名，在經歷了一場漫長的消滅脂硯齋運動之後，《石頭記》已經不能繼續使用，畸笏叟重新選用脂硯齋所精心構思的《紅樓夢》作為新的書名。歷史就是這樣在兩位作者之間互相的謙讓之中完成了正確的選擇。

因此，此序開篇就揭示書名修改為《紅樓夢》的原因，同時，也就必然地揭示了此書作者的歷史真相。“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紅樓富女，詩證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所謂紅樓，乃為巨家大室之情，兒女二字，實際上乃為女兒之情，何以見得？“紅樓富女”四字，驗證了前文所說的“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作者乃為女性，而且，為巨家大室所寫的兒女之情，只不過，其中所寫的故事，與原本真實的原型故事，有著真與不真，原型與文學塑造之別而已。“紅樓”有三層含義：（1）本意在於李煦為康熙所建的蘇州虎丘行宮，象徵李煦家族之極盛時刻；（2）脂硯齋出生於貴族家庭，即所謂“紅樓富女”；（3）脂硯齋是書中妙玉，擄走江南之後，淪落風塵而為藝妓。

五、程甲本與胡適紅學研究。

程甲本同樣是乾隆時代的產物，同樣是秉承著皇帝宮廷的旨意，繼續完成消滅脂硯齋的運動，即“脫脂轉芹運動”，但程本仍舊不敢貿然署名曹雪芹著，或是曹沾著，而是在序中將讀者的注意力有意轉向了曹雪芹。程偉元序談及作者：“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程甲本欲要完成向曹雪芹轉型的使命，但又不能明確指明，蓋因當時應該還有很多人在世，知道脂硯齋寫《紅樓夢》的底細，只是說“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這裡已經將曹雪芹男性化，隱隱指向曹沾為雪芹。

胡適1921年《紅樓夢考證》，提出曹雪芹自傳說，正是延續著戚蓼生序、程甲本序的消滅脂硯齋運動的結果，胡適提倡大膽猜測，小心求證，但卻同樣陷入先入為主的謎局。程甲本之後到胡適時代，主要是索隱派的一統天下，其中乾隆皇帝本身即為索隱派的鼻祖，一句“此明珠家事”，就故意將對此書的破譯，引向了索隱派無邊無際的猜謎的茫茫大海。胡適的貢獻，在於引進了西方的科學的方法論，但卻在曹雪芹自傳的結論上，淺嘗輒止，從而誤導了後來的紅學而為曹學研究。

胡適生活於中國傳統舊學尚未開蒙的舊式索隱派的時代，胡適引進西方自然科學哲學的研究方法而進入紅學研究，可謂另闢蹊徑，重伐山林，奠基了中國學術研究的新的時代，功不可沒。但其方法論由於屬於草創階段，尚未能完善。其主要表現為：重點搜集和考證前人之說，忽略了對於作品原典以及脂評的深耕細讀，從而缺乏整體性、聯繫性、流變性的內證研究；由於缺失對原典研究，更缺乏對《紅樓夢》產生於康乾時代儒家理學文字獄背景基礎之上的原典研究，使得對於此書作者的研究，也同樣陷入了笨伯猜謎的陷阱。

胡適雖然近乎天才地解讀出脂硯齋就是此書的作者，但卻囿於此前已凝定的曹雪芹自敘說，而只能無奈解讀為脂硯齋就是曹雪芹，全然不顧脂評中“一芹一脂”的清晰說法。胡適的曹雪芹自傳說，其依據的史料，首先來自於袁枚《隨園詩話》：康熙間，曹楝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胡適不僅未能理解袁枚所說的“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中的“雪芹”本質上指的是曹頫、曹沾與脂硯齋，曹雪芹是書中賈政、寶玉與黛玉的共同署名；同時，也忽略了袁枚接下來的更為重要的內容，“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揭示明我齋在悼紅軒中所見到的某校書，而這尤艷的女校書根據袁枚隨後所引的明我齋詩句：“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正是書中黛玉的形象和性格。因此，可以得知，胡適未能讀懂袁枚的意思，“雪芹撰紅樓夢一部”，“雪芹”指的是明我齋在曹沾悼紅軒中所見到的“某校書尤艷”的黛玉與曹頫、曹沾的合體說法。

《紅樓夢》何時開始署名曹雪芹？195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新中國第一個《紅樓夢》整理本，汪靜之點校，封面標以曹雪芹著，開了《紅樓夢》署名曹雪芹的先河，並且，卷首開頭第一句：“本書的作者曹雪芹，名沾，曹雪芹是他的號。”汪靜之是詩人，並非嚴謹的學者，如此破天荒不經深度學術研究就直接署名曹雪芹著，造成此後誤以為曹雪芹著作《紅樓夢》是天經地義的定理，而此前的任何一本《紅樓夢》，從來沒有將曹雪芹署名為作者的版本，相反，早期的三大版本，本本署名的都是脂硯齋。只不過由於脂硯齋是女性作者，又是書中戀情的當事人，遂被儒家理學這一歷史的風塵所遮蔽。